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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志+学者追踪”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概说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罗康隆 杜成材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09-23 08:45:38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民族学田野调查是文化认识活动的重要手段。自马林诺斯基创立“参与观察法”以来,人类学学者纷纷走向田野,希望能通过一年半载了解被调查点的文化,事实上只是了解文化事实,短期内不可能了解文化。本文在对文化定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认为“乡村日志+学者追踪”克服了学者掌握民族志书写话语权的弊病,弥补了学者参与观察在时间上的不足,最大限度地再现文化的真实场景,有助于学者了解文化。
关键词:乡村日志,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话语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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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学田野调查的反思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民族学工作者的看家本领。无论是研究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还是研究当今社会群体行为的文化变迁,都离不开田野调查这个基础。可以说,一旦离开了田野调查,民族学就失去了生命力。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功,二者又是两项紧密联系的工作。田野调查获取的文化事实是撰写民族志的直接素材;民族志撰写的规则制约着田野调查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影响着田野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并最终决定着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随着民族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对研究意义的深入思考,反思传统民族学田野调查方法是很有必要的。
在民族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以前,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田野调查,流传至今的大量的有关民族学资料是通过非专业民族学家积累而来。地理大发现、现代生产方式的产生、殖民地扩张等重大历史事件,成为民族学产生的巨大动力。1874年,英国不列颠科学技术进步协会编印发行的田野工作专业指导手册《人类学的笔记和问询》(Notes and Queries on Anthropology ,for the Use of Travellers and Residents in Uncivilized Lands),被认为是民族学学科产生的一个标志。民族学产生之初,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还没有出现。民族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始于美国的摩尔根,完善于英国的马林诺斯基。摩尔根长期与易洛魁人接触并向世界许多地方发出了大量的调查问卷,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尽管不是运用参与式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仍在民族学田野调查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一战期间,马林诺斯基开创了“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式的田野工作新局面,奠定了现代田野工作的基石。[1]
参与观察是民族学家形成民族志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一些学者把参与观察看作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认为“这门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民族学者在一个调查点上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田野生活,凭借民族学的文化透镜参与观察、撰写与展示文化。”[2]民族志的演进经历了业余性、科学性、反思性三个时代。[3]在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对异民族的描述包含了较多的想象成分,后来的描述才加入了旅行见闻。地理大发现之后,大量的民族志以无文字的原始部落为对象。当时的探险家主要精力在于地理发现,附带地对土著生活进行了肤浅的描写。西方传教士因知识、兴趣所限,也主要是记录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社会生活而很少涉及其他方面。这些民族志具有很大的业余性和随意性。自法国1839年在巴黎成立世界上最早的民族学会以来,英、俄、德、美、奥地利等先后成立了民族学会、人类学会。[4]这一类学会需要来自原始部落、民族及殖民地的资料,都积极介入被视为资料工作的民族志。《人类学的笔记与问询》作为指导实地调查的专用手册,1874至1912年间进行了四个版本的改进,民族志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来撰写,进入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的科学性的时代,其条件是长时间实地生活经历和掌握并熟练使用土著语言。20世纪初期,鉴于民族学田野调查有助于解决殖民宗主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民族学工作者纷纷走进土著部落。以马林诺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功能主义认为,其能为殖民统治服务的理论核心是:一切文化都是有功能的,土著的氏族部落组织也有其功能,殖民者应利用和发挥这些功能,实行间接管理,以利于高效率地统治。[5]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开始以反思的态度来审视民族志研究,通过民族志方法以反思民族学学术活动的主题及其背后所依赖的价值、假设。
   马林诺斯基在民族学理论和民族志撰写方面成就卓越,在田野调查方面的影响也非常大。他创立的参与观察法,是对无文字、尚未分化的简单社会进行民族志调查的最佳选择,成为现代民族学的学术规范和核心内容,作为榜样受到后学的推崇。但这对于历史悠久、有文字记载的复杂社会则未必完全适用,在田野调查方法上,中西方民族学学者有一些明显差异。西方学者所调查的民族多无文字资料记载,社会相对封闭、对外交往很少、社会分化不大,也没有前人做过调查,所见所闻使他们倍感新奇,撰写的民族志也引起不少争议。而中国各地各民族大多数有自己的文字,有大量的用本民族文字或他民族文字写成的历史文献资料、地方志和前人的调查报告,并且大多数民族早已进入阶级社会,社会分化严重。在调查前,一般都会广泛收集阅读已有的资料,熟悉调查地的情况。在调查时,多注重收集以往没有发现的新材料,验证前人调查资料的可靠性。[6] 显然,21世纪中国民族学田野调查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的田野调查方法,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有学者认为,“人类学要求运用实地观察的第一手资料,在实地调查中,我们集中在一个地点住上一年以上的时间,把握当地年度周期中社会生活的基本过程,与当地人形成密切的关系,参与他们的家庭和社会活动,从中了解他们的社会关系、交换活动、地方政治和宗教仪式。人类学家称这一基本的工作为‘田野工作’(fieldwork),称‘田野工作’的基本内容为‘参与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在‘田野工作’之后,人类学家依据他们所获得的社会知识写成专著或报告,可以集中考察当地社会的某一方面,也可以整体表现这个地方的社会风貌,总的做法还是整体论的。人类学家把这种基于社会文化整体的观点写成的专著或报告称做‘民族志’(ethnography)。”[7]作为一种方法,参与观察对对获取资料功不可没。问题在于,依据这些资料撰写的民族志,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当地的真实情况?格尔兹在谈到民族学写作本身时认为,“好”的解释与“坏”的解释的差别,在于“深描”和“浅描”,也就是对当地文化理解和解释的深度。[8]他的深描理论涉及民族志写作,但更多的是从学者自身行为出发来进行研究,并没有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且,民族学研究的主要问题就是文化,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文化的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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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康隆 杜成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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