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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相结合的田野资料收集方法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罗康隆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09-24 18:14:22

田野调查是民族学研究最主要、最基本的方法,是民族学工作者的看家本领,是民族学这门学科的安身立命之本。可以说,一旦离开了田野调查,民族学就失去了生命力。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是民族学研究最重要的两个基本功,二者又是两项紧密联系的工作。田野调查获取的文化事实是撰写民族志的素材;民族志撰写的规则制约着田野调查的范围、内容和方法,影响着田野调查的广度和深度,并最终决定着民族志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参与式观察是民族学家形成民族志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一些学者把参与式观察视为民族学的一个基本特点,认为“这门学科的特点之一就是要求人类学者在一个调查点上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的田野生活,凭借人类学的文化透镜参与观察、撰写与展示文化。” 然而,在民族学界,尤其在中国的民族学界的学人能够在一个田野点上度过不少于一个年度周期,至今仍属少见。民族学者在田野的缺场,又何以能够获得完整的田野资料,去撰写与展示文化呢?为了弥补这样的缺憾,采用“乡村日志”(聘请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的乡间人士做记录员)以弥补学者的“缺场”,而学者在有限的时段进入田野,领会乡村日志的记录,并“学者跟踪”对其记录进行逐一回访、核实,并对乡村日志间的差异、详略作出说明。从而获得学者缺场期间的“整体概貌”。这样的“乡村日志与学者跟踪”相结合的田野资料获取手段,不仅弥补了学者“缺场”期间的“观察”,还归还了当地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使文化持有者能自主地解释和叙述文化。长期以来,民族学者掩盖了其他叙事者的存在,掌控调查他文化持有者内部的话语权,进而实现对文本的逻辑和叙述的垄断,从而使得文化持有者话语权受到压抑。民族学者因拥有民族志的最终书写权,而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程度上干扰、渗透,甚至剥夺了文化持有者的话语权。然而,如果让村民自己记录日志,就可以做到写成的日志文本少受来自受异文化的干扰,能够将他们所知的现实,完整的披露出来。文化的持有者,同时又充当话语的掌控者,用自己习惯的逻辑去感知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才能确保调查日志具有无可比拟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当然,也只有借助于专业民族学家的解读,乡民编写的日志才能获得足够的理论性和规范性。这乃是我们坚持这一资料收集手段的理由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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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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