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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自身演化与民族进程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罗康隆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12-29 12:21:21

论民族自身演化与民族进程

罗 康 隆

内容提要 民族是文化的维系体,文化在不断地进行,民族也随之发 展演化。民族的发 展演化在不受外族影 响时的 自我进化和 发 展,呈现 出相对稳定、协调发展、同级异化及定向适应等特征。这些特征 的存在对民族 自身的进程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本文正是从民族自身演化的特点出发,探讨了对民族进程 的作用。

关 键 词民族 演化

民族是文化的维系体,文化在不断进化中,自然使民族不断地发展演化。民族演化既是一种常态运动,又是一种均衡运动,这种演化运动对民族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深人对民族 自身演化规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对民族 自我发展机制和族际关系调适的认识和理解。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不受到异种文化作用,民族 自身也在不断地 以逐步、局部、缓慢稳妥的方式进行演化。整个演化过程呈现 出一种钝性或惯性运动,这正是由其演化方式所决定的。“逐步”过程实质上是该民族在演化中,其民族文化因子特点不会一次性地淘汰,或一次性地新生,总是分成若干阶段不断地一次又一次地改变其面貌及其在该 民族文化总体结构中的地位,最终才被淘汰或者被创新。 “局部”过程是指一个民族的发展不会在所有方面齐头并进,全面彻底改变,而总是在某一方面的某一特点首先发生变化,经过民族 自身调整后再引发相关的特点发生变化。 “缓慢稳妥”即是 民族的发展变化的时间持续不是一朝一夕,而是 在发展过程新旧特点并行不悖数十年乃至几代人,这一演进过程又是十分稳妥而且十分隐含,不仅局外人难以观察,甚至该民族成员也不太容易觉察。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诸多的“残 留”文化现象,就是这一演化形式在民族进程中的活化石。下面以苗族习俗中的“残留文化”加以说明。综观苗族文化中的习俗诸因子,常常发现有些习俗形成的原因在现今苗族社会生活中已无法加以解释。这些文化因子的存在对苗族的现实社会难以产生直接的实质性的影响,这些文化因子赖以生存的背景与苗族生活环境 出现了差异。在苗族文化 中其“残 留因子”十分普遍,在居处、服饰、婚姻 、节 日、丧葬…… 等方面几乎无处不存在着大量的“残留因子” 。苗族丧葬习俗中的“炕骨”或称“骑马” 、 “挂尸 ” ,初见于《 安顺府志·苗蛮传中的“青苗”条。民国年间罗宗荣的苗族之丧葬》 难以确证这一习俗在当时流行的普遍性,并说白苗、黑苗亦有此习,明代郭子章黔记》 、《 隋书·地理志》 都有关于苗族这一丧葬习俗的记载。但这在当前苗族现实生活中已经无法找到该文化因子形成的原 因了。又如苗族习俗中的“巨石”案拜、枫木崇拜、岩洞祭视等,这一系列文化 因子在以往多被曲解为图腾崇拜的遗风。然而,图腾崇拜圈所组成的人群只是一个个外婚集团,最高只能结成半对偶族,这显然与苗族普遍崇拜同一 自然物无关。对苗族这一系列共有的文化因子就只能从苗族共同的历史脉络中去寻求答案。鉴于个别地区苗族同胞至今尚保存着穴居习俗,鉴于供崇拜的巨石、枫木、岩洞并非任意所指,而必须 具有象居穴、或有挡风避雨之功用。因而我们从苗族对祖先居式缅怀的宗教化进行解释,也许更有助于 对这一“残留文化”的理解。又如不少文献记载黔东南地区苗头插“白翎”或“白鸡毛”为饰。事实上,这“白翎”头饰是互相易于识别的实用性标记,而现在 已转化一种流行于台江地 区的银质头替式样。文献记载黔中地区 苗族有穿“仅蔽前覆后”的无袖贯首衣的习俗,目前这类衣服却已转为装饰的“背牌” 。苗族过去的葬具是平板拼合的棺木,为了固定拼板,在无槽拼的技术条件下,一直用竹藤捆缚或外套“井”字形木架的办法,然而技术条件已有改变的今天,外加“井”字木架的形式仍保留下来。这种带上非字用“井”字框架的葬具,在黔 中,黔南苗族崖葬山洞内随处可见。

造成这种演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从外因看,一个民族面临的自然与社会环境都 十分稳定,文化与其生存环境高度契合,由此必然造成文化和民族的高度稳定。加上生存环境 自身的复杂性,生存环境的任何一部分均无法最终地制约该民族的全部特点。可见,导致该民族进程的任何一个外因,只能起局部性和诱导性作用,无法造成直接的全局性决定影响。从内因看,由于民族文化是一个完整系统,不是简单的社会现象拼合,任何一个文化因子,任何一个文化特点被淘汰,都会不同程度地牵动本系统内其他各部分作出相应调整,这需要一个相 当长的过程,也需要相应的物质准备。因而民族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长期的缓慢过程。从主观认识看,一个民族中的部分成员意识到固有文化某些因子及特点有待更新,到大多数成员有更新愿望,再到实际的更新举动,也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从客观可能性看,任何一种文化因子的执行均非是超然独处的运动,它有待物质条件的齐备,族内文化传承的实现,相关文化因子的协调等等。在这些条件未具备之前,本民族成员的有意更新依然只能是一种 良好的愿望,只有经历 了长期准备之后才能付储实施。更 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民族及其文化是一个活的机体,任何文化因子的淘汰与更新都不能中断其文化,只能在有机体的运作过程中加以完善。该 民族成员能够在稳定的良好心态适应的条件下,实现最有利的 民族发展。这种民族演化进程 自然不会带来物质或劳动成果的浪费,能有效地调节物质的生产与消费。但是,这种民族演经过迟钝,难于使一个民族具备应付生存环境突变的能力。突发性的生态变异、民族间的战争,往往会导致一个 民族的兴衰,甚至付出额外 的血的代价。在 民族演化 中,其任何一个文化特点的消失,都会牵动有关特点作 出相应 的变化,最终造成民族特点的新平衡,民族文化结构的新协调和完善。因为文化及其维系的 民族之演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必然造成新陈代谢式的发展,具体体现为个别文化因子的淘汰或形成。于是,与这些文化因子有关的其它文化因子的运作肯定会受到影响,甚 至无法执行,并直接在该民族的特点上反映出来。为了维护该文化的完整性,必然要调整原有文化因子和文化框架结构,使其得以正常运行。可见,民族演化不可能是单独 的文化因子的进 出,而是一种文化因子的连锁反应,直到文化体系达到新的平衡为止。这种连锁反应并非千篇一律。它既可 以牵动其他因子的执行基础,又可能引起有关因子功能的改变,还可能造成其它文化因子在文化框架 中地位的改变,情况千差万别,得视被淘汰因子或新生 因子与其他文化因子的关系而定。

这一演化规律对 民族 自身的发展具有两重性。一方面能使一个民族永远生存在完整文化的维 系中,使其文化能够正 常运作并永远具有 消化吸收有用因子,同时稳妥地淘汰不利因子。另一方面使民族演化复杂化,往往会 出现大量始料不及的后果,引起民族生活的广泛改观。就这个意义上说几乎是牵一发而动全身。这往往给主观上想更新民族特点的举动,哪怕是最轻微的行动都能带来一些牵连深远的连动后果。因而,这一 民族演化规律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任何简 单地对既有民族特点的触动,都必须 同充分分析有关文化因子的关系网络和执行条件,有效把握 因子代谢的牵连面。否则将欲求朱者反得墨的后果。原来仅为了扫除一个民族特点的某副作用,结果却出现 了一大堆新的副作用,或付出额外的代价。为了加深对这一 民族演化规律的理解,可以从一些实例加 以分析,得 以说明。民族学家亨特在《 当代农民社会 亚洲、非洲的一项 比较中举 了一个啼笑皆非的例子 在南非,牲畜疾病大大阻碍了畜牧业的发展,当地牧民渴望畜群得到扩大,后来,政府向这些牧 民引进了防病治病的方法,大大地减少 了牲畜的发病率,畜群得 以飞速发展。然而,基于原有文化尚未能有其他控制畜群扩大的手段,最终导致 了大群的牲畜吃完 了草料,草原 因过载而退化,大批牲畜虽未死于疾病,却死于饥饿。原先的善举反成 了罪过。在这个事例 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地牧民的文化是 以积累牲畜为荣,而不 以牲畜换货币为荣,一旦牲畜过量,则草原过载就势在必然。这种人为的技术引进没有 为文化留下一个协调演化的必要时间,又不同时引导文化的协调演化,自然得不偿失了。在我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啤酒原出自欧洲德意志 民族的饮料,开始在我国汉民族包括其它各少数民族人民的餐桌上频繁 出现,要细究这种新兴 的习俗因子何以得此迅速蔓延,其背景甚为错综复杂。经济学家从短期的经济利益出发,往往认为引进这一饮料,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效益。热心于社会风气教化的教育家们则以为狂喝滥饮白酒酒能乱性会导致社会风气的败坏,改用啤酒要安全得多。在人们的不同愿望和不 同指导思想的支配下,啤酒悄然步人汉民族的餐桌,并以一种新兴的习俗因子的身份跻身于汉 民族的饮食习俗 圈。然而这不是简单的一个习俗因子介人问题,我们观察一下当今汉民族群 因之而带来的习俗变化,就不难发现其牵涉面之广。

首先是汉民族的餐具构成发生了变化,专供饮啤酒的酒杯随之进人餐桌,与专为白酒准备的酒杯并用。其次汉民族传统的酒令方式在啤酒引人的同时受到了冲击,热烈的竞技性斗智行令被计量静座性饮啤酒所代替,再次啤酒 的饮用还深人到 日常的饮料结构,传统的品茗消遣,正在悄悄地被不加佐食地单饮啤酒所取代。还有汉民有 规律性地饮酒被随意性饮啤酒所冲击,使饮酒的定时规律习俗的执行出现 了障碍。由此可见,啤酒的引人,所牵涉到 的习俗因子,就有一连串的连锁演化。到 了今天,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当初组织引进啤酒的各种动机和愿望,就会发现不论在那一个方面都超 出了各种主张支持者的意料之外。从经济角度看,汉 民族的经济生活与欧洲德意志民族的经济生活在特殊进化的道路上各 自走上了自己的独特道路。因而在酿酒的原料供应上取向差异极大,扩广啤酒所需要的原料在汉民族经济生活中不能有效保证,以致于全国大上啤酒工业,反而导致了啤酒生产原料的进 口,在对外贸易中,从长远看很难说得上有利可图。相反地,啤酒生产的扩大冲击了我国原有的白酒市场。进出相抵,仅是赢利项 目的转移,并无法显示整体的经济效益,这与经济学工作者的初衷 自然有差异。至于想靠引进 啤酒和发达民族的生活趋于一致那更是不现实的。啤酒引人 中国后,仍然按照汉民族的习俗加以改造,在汉族 中不能形成德意志民族 中狂喝滥饮 的啤酒节,又不能象德意志民族那样 以酒代茶,随时带有一两分酒意。更不能象德意志民族那样放上满箱满柜的啤酒 ,随意取用,要想使汉民族与欧美民族在饮酒上趣于一致,显然不是办了啤酒厂就能解决的问题。至于要想靠引进啤酒来改变社会风气那更不现实,善饮啤酒的民族,光喝啤酒照样可以滥醉如泥,横卧街头,照样有人会进戎酒所。以 白酒 为醇饮料正宗的汉族固然也有酒鬼,但绝大多数汉民族是有节制的,引进啤酒显然与社会风气的好坏并无直接的关系。至此,我们可以领悟到民族文化中任何细微的文化因子变化都 不是一 对一 的关系,而是一种连锁式的因子群关系。单就一个文化因子去预测其社会后果都是肤浅的作法,它往往会导致主持人所料不及的诸多副作用。就这个意义上说,提倡移风易俗、从事脱贫致富的主持者们若能认识到这一演化规律的作用,看来很有必要。任何一个民族都必然要和众多的民族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都得积极主动向民族学习和引入文化因子。但是,这种活动必须有 自己的主心骨,有 自己的能动性和 自制力。一个 民族在其自身演化的全过程中,总是被该民族的生存环境所引导,总是尽力使 自己在生存发展进程中总摄能量不变的情况下,日益提高摄能效率降低耗能量。这就必然带来世界上民族文化的多样化,人利用资源更为专门化而 日趋节约。由于 民族 生存环境的定向诱导作用,处于不同生存环境的两个 民族,那怕是近邻,抑或是 同源 民族,也会向不同的适应方向演化,其进程过程无法相互引借,从而加大了各民族间沟通的困难,使得 民族间的协调难于实现。与此相反,若一个民族在 自身演化 中,所处生存环境 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发生变化,则可以扰乱其 民族进程。但一旦生存环境 的变趋于稳定后,民族的进程又可以恢复正常,达到 自身的协调。我们在引导民族发展中,事实上不需要人为的过分干预,只需对该 民族 的有关文化因子的生存条件或社会功能作用相对的诱导,往往就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这需一个较长的演化时间,最终完成其新陈代谢,并通过文化 自身的协调,有机地组织在该民族文化之中,使得这种适应具有多重性复合力和 内在一致性。如藏族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藏族 自身长期演化积累的结果,使藏文化与其生存环境之间呈现出多层面多形式的综合适应状况,在生境资源利用方面,藏文化以其特有的农牧相辅方式,最大 限度利用气候多变的高 山荒漠,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从耕牧品种到耕牧制度,以至于技术传承相联系的一整套生产范式,从习俗方面看,为了对应严寒多变的气候,不看制度中披着藏式长袍,采用防 日晒的润肤酥油,厚重多功用的错毽,共同养成了足以抗拒恶劣气候的综合体会。饮食方式中,为克服高原气压低的环境,粮食制品采用了烘焙饮事法,为了保证肉食维生素不致在加工 中散失,传统采用生食,一 日食五、六餐,乳制品的酸制法起到一乳多用的效果,饮料中的酥油茶,目的在于有效地调节身体内的盐份及水份平衡,并且是调剂食品营养偏 向的手段之一。严寒的气候制约了人 口 的密集,为了辅助行动力量的不足,宗教信仰在行政中产生 了较大的平衡作用。在葬习上又随各地的需要而分别呈现了天葬、水葬、火葬、肉塔葬一系列复杂制度。藏族人 民这一丧葬习俗格局是高度适应于所在生存环境的基础体系,藏族部分地区之所以实行天葬,原历在于这些地区既无供火葬用的燃料木材供应,而奇寒的天气和微生物繁衍的环境,又造成了尸体难 以腐烂,也不适于土葬。天葬形式形成和推广,实会在是所处环境之必然。藏族部分地区之所以执行水藏,也与藏族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关,既然土葬会导致尸体的长期存在,火葬又不具有足够 的燃料供应,让尸 体尽快地在生活区内消失,成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因为藏族生存于世界屋脊,藏 区的河流湍急,足以很快地把尸体带 出藏区。从佛教传人藏 区以来,佛教贯行的火葬习俗也随之传人藏区。尽管藏族 同胞早及信仰佛教,但火葬至今只在局部地 区对部分死者执行。这就证明了藏族既有丧葬习俗的高度稳定性。在文学术方面,一方面以宗教形式发展起 了锅庄、堆谐、弦等一系列舞蹈形式,另一方面这些舞蹈又成为世俗练体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学样式 中的热巴、藏戏、折谢同样为僧俗并用,在藏文化的知识结构中抛开 了各种各样的教育传授上的宗教形式及依附的内容,明显地反映出知识积累偏向于高原生态的认识,其哲理思维偏向于对自然的综合性领悟,而不重在度量的客观精确,其伦理观表面上打着宗教的烙印,但事实上一直 紧扣着对现行一切适应其生存环境的合理性阐释

端午节是汉 民族的重要节 日之一 。如果我们留心一下端午节的传统食品,就会发现汉族饮食习俗与节 日礼仪在产品消费节制上是极大成功。不同地区的端午节习俗略有差异,但腌制禽蛋是重要的食品项 目。究其原 因乃与家禽在春季 已进人产卵旺季,家禽蛋类已造成短期积压,若不以食品消耗与集中节 日消费相结合,无难以合理地利用这些短期积压而进人夏季不能长期储存的产品。吃粽子是端午节最具特色的内容,从表面上是为了增加节 日气氛,若进一步深究,就会找到更深层的原因,端午节后,进人农忙季节,人们的户外活动频率加大,便于携带的熟食成 了生活中的必需品,棕子正好发挥 了这一功能。端午节还要集 中式地消费大量的腌制 肉食,这显然与腌制肉食的极限保存期直接相关。因为端午节已过就进人盛夏,腌制品难以再继续保存 了。可见,民族文化中的习俗因子不仅通各种方 式有效地节制 了民族产品的合理消费。与此 同时,民族节 日习俗的周期性,还造成 了该 民族大体一致的生活周期,使该民族劳逸忙闲交替 出现,从而实现 了民族群体生活的稳定协调。如凡处于斯威顿耕作阶段的民族,一般从深秋到初春为休整或辅助性劳动期,其节 日安排较密集,而且多为跨家族式的活动,从仲春到仲秋为农忙之期,其节 日较少,且多为家庭内的节 日活动,并多与农事活动相结合。对畜牧 民族而言,牲畜越冬期 为休闲期,主要进行各家族之间的节 日活动,牲畜繁殖期则主要按排 与生产相关的节 日活动。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 即在牲畜繁殖末期和越冬期初举行,目的正在于调剂生产类型转换,通过与外族贸易,实现产品交换,安排牲畜越冬,在生活协调和生产组织上都有特殊的意义。农业民族 的节 日安排与生产的空隙相关。从汉族 的节 日安排可以得到说明。清明节安排在整和播种两个农忙期之间,端午节安排在播种和中耕管理农忙期之间,中元节安排在中耕和收割大忙之间,中秋节安排在大季收割和小季种植之间,汉族的春节长达半月之久,正是越冬植物休眠期,人们可以有充足时间进行调整人际关系,充分地休息,以利组织下一季的生产活动。由于这些节 日的存在,保证了汉 民族农事活动劳逸相间最大限度地发挥生产效益。从而实现了 民族进程的协调发展。当然,对于有进取和开拓精神的民族来说,还应该在充分认识 自身所处 的生存环境之后,通过借鉴和吸收,按照本民族已有的传统去构建符合本 民族需要,又能有效适应本民族生存环境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的构建是不能包办代替的,只能由各民族通过 自身的创造性劳动,扬长避短,走 自己的路。在这里,我们注意克服一种理论上的误导,那就是要构建新型文化就一定要搞高科技,只要科学技术水平高了,民族的新型文化就构建起来了。殊不知科学技术乃是社会的产物,它只能在特定的社会中才能发挥效率。全世界的一切人在聪明才智上并无实质性差异,只要有必要的社会条件,无论哪个民族都可以产生优秀的科学家 、高科技人才,都可以作出划时代的科学发明。但是,任何一项优秀的科学成果,若不被社会接纳,若不能在该民族中扩散,织人该民族的文化之中,就不可能有任何效益可言。当今世界发展中民族并不是没有人作出过重大 的科技贡献,但其结果往往难于因此而使本民族实现 了现代化,相反被发达所利用,实现 了文化的更新,可见,对于一个 民族要构建新型文化,真正有用的科学技术,不在乎与发达民族在同类科技成果上一比高低,而在于其科技成果能否被本民族文化所接纳,迅速地转化为生产能力,那怕这样的科研成果已经有外 民族作出过,只要将它纳人本 民族文化,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在民族进程中,每一个民族都希望 自己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在世界民族中占有一席之地。但 民族的 自身演化 只是在民族所处生存环境的诱导下,努力提高其摄能效率,尽量降低其耗能量,而无法增加其摄能总量,不能求得文化 的跃迁,只能使该民族的进程沿着文化传统运行,造成该民族特殊进化倾向的偏移,使该民族 与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达到最大值,接近利用其生存环境的极 限。使该民族呈现 出稳定态势,其社会 生产 与消费达成 富裕平衡。从而将民族塑造成封闭狭隘的安乐小天地,使之丧失进取与拓展的动力,这是不利于民族开拓发展的致命伤。但从人类整体生存的角度着眼,民族 自身的这一演化规律是 人类社会必不可少的节制机理。没有它,人类将会盲目追求驭能数量,造成资源的枯竭,人类的危机。

注 

本文系湖南八 五 社会科学项 目“湘西 少数民族文化、经济差异与其社会发展模式的相关性研 究”课题成果之一 。

作者简介罗康隆,苗族,    年生,现为湖南怀化师专助理研究员。曾与人合作出版 了民族文化与生境、《 西南与中原、主编 了羚东南州志·地理志》等,发表 了民族学,民族史方面 的论文   余篇。

责任编辑

草敏笑

1997年第

总第 71

贵州民族研究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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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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