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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特雳的对比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罗康隆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12-29 11:24:56

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特雳的对比研究

罗 康 隆

    13世纪 以前中央王朝对贵州的开发一直停留在间接统治的水平上,仅在贵州设置边郡 及 羁 魔 州县。由于开 发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施政 目标上排到极次要的地位,因而对贵州的汉移 民一直停留在 很低的水平上,所迁入的有限汉族移 民往往被当地的土著民族所同化,或者逃 归中原。因而13 世纪以前见请史籍的汉族聚居点到今天大多难以确考。

    13世纪 以后,对贵州的经营被推上了开 发西南的前台,对贵州 的汉移民开始急剧增加。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贵州 的很多与汉移民有关的地名,才能够确切的 古一地考订。今天贵州 民族的构成 ,特别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也主要是在  世纪以后逐步形成的,因此,要确切的把握汉移民在贵州经营的成败得失,主要得分析  世纪以后汉移民贵州的史实。决定今夭贵州民族构成的关键时期 是 明 清 两代。然而明清两代的移民特点却截然不同。本文拟从对 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的分析入手,以期揭示汉移民在贵州定居的成败和后果。

一、明清开发贵州的目的

    明清两代开发贵州有着不同的 目的,以下试分述之。明永乐  年以前,贵州并无一个正规 的省府州县建制,从洪武五年明廷接管贵州后的  年间,除了儿个有限的土司献纳外,贵州对中央王朝,并不能承担任何税收和劳役。为控制贵州,明廷在贵州境内先后设置了十儿个卫所,军 队的给养儿乎全部依麟国家的财政补给。永乐  年开设贵州后,就原有思州、思南两土司地设置为八府,这些府同样是空架子,其下属全是一批中下 级 土 司,行 政财务司法都得靠土司中转。虽设置为府,实质与中下级土司管理无异,同样谈不上有任何正规的税赋收入和应役人丁。作为省府的贵阳,本是一省的行政机构的核心所在,亦无府州县 的建置,一省首脑不得不直接经管基层 民事,支撑行省浩繁的财政力役均无着落。贵州 省会所在地开始设置正规的府县,始 自隆庆 ,其时,省会所在地仍是少数民 族 多 于 汉族,汉族居 民中又以军人为主。由于财 政 收 入 鲜少,应役的人丁严重不足,因而在明代中期以前,历任贵州省级长官的薪棒往往不在贵州领取,而在其家乡拨支 ,或者在卸任的同时,于归途所经的州县支领。从这些基本史实上看,明代设置贵州省,长期以来经营目标显然不是为了财政收入的增加 。明廷经 营贵州显然也不在于征伐弹 压 敌 对 势力。从明廷接管贵州起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中期以前的  年间内,真正针对明廷的土司反叛从 来 没有过,贵州最大 的土司的前几代宣慰使都是忠于 明廷而得到嘉奖,就连永乐  年明廷以为借口的思州和思南土司 动乱,主要不是反明,而只是土司内部的火并,按 照明廷治理土司的惯例,本应当纳谷课罪了事,一般不涉及到废封的间题,明廷在此 时却废止了思州和思南两 宣慰土司,这一反常的举动,表明了罢废两土司的目的是明廷借此强行建省,巩固 已有的屯军卫所。由此看来,明廷经营贵州与其说是弹压反叛势力 ,倒不如说是明廷另有它图。贵州的驻军为甚众,当时在贵州境内共设有十余 个 卫,其 次还有偏桥等卫,供给 仰 仗 于 湖广由湖广都司代管。按明代建制一卫。 。余人 ,由于这些军人是携家带口的军户,而且世代为军 ,因而每位人数往往超过配额的五倍,这些军人总数多达  余万人 。再看卫所的防区大致成一条直线分布,也就是说整个贵州的防务重 心,重在湖南进入贵州直插云南的释道 上,而对贵州 的其它大片地 区几乎并无设防。这种在当时唯一的特殊设防方式,告诉我们明代在贵州设防的目的,仅在于护卫从湖南经过贵州直达云南的骚道,即是明人所称的 “一线路” ,对于骚道以外的大片土地几乎全 由 土 司 统辖。看来,明代经营贵州的 目的仅在于通路。为了通路,又必须沿路密集驻军,大批 的驻军没有财政收入支撑,没有应有人丁充役,势必难以持久,也无法协调与当地少数民族 的关系,因而明廷不得不在贵州强行设省。明廷之所以重视由黔入滇的通道是因为被击败的元蒙残部不仅在北 面威胁着 明廷的安危,其它的蒙古部落从河西走廊西段和青藏高原东部偷袭云南的潜在威胁 比元廷更有甚之。为此,明廷全力攻取云南势在必行,以近 臣沐氏家族世袭镇守云南也是势在必行,面对这样的攻防局势,明廷显然不能仰仗川西和川南的入滇通道 去巩卫云南,于是,横贯贵州骚道被推上 了战略需要的前台。通观明廷对贵州经营的  余年的历史,其 目的无非在于守 住 这条关系西部安宁的生命线,一言以蔽之,明廷经营贵州其主要 目的在于 防卫的需要,而不在于财税的增加和对反叛力量的弹压。清廷入关之前,竭力地笼罗蒙古各部,结好于西藏的藏族黄教首领,从而缓和了云南被偷袭的隐患,以 至 于 入 关后可 以全力以赴对付反满的汉族势力于巩固满族贵族统治中原的直接需要,清初入关后的  年间,一直搁置云南和贵州的经营,听任南明小朝廷长期苟延残喘。顺治  年利用了南明朝廷的内江 ,接管了贵州和云南、但是,由于巩固中原统治的需要,不得不利用降将吴三桂镇守云南,以至于埋下三藩之乱的隐患。昊 三桂的反叛虽被镇压,贵州也因之残破,原先的战略要地 已不复昔日的意义,清廷既不愿罢废贵州省而伤体面,但也不想象明廷那样动用全力维护贵州统治。这样一来,缓解贵州财政,以图贵州建制的存留成了清廷经营贵州的主要 目标。康熙时代在贵州的三大措施正是对此而作,其一是罢废明代原有的卫所建制,改军户为民户,以增加财政收入 ,其二在平定吴三桂后尽力裁减贵州屯军人数,以减少财政压力,其三是尽力避免与贵州当地少数民 族 正 面冲突,以减缓施政的压力。为此将卫所和州县尽力合并,划一了行政建制,对贵州 的经营至此出现了急剧的逆转,从为了防卫的需要转为让 已有的行政建制勉强支撑,并拚命从财政上力图摆脱困境 。雍正继位后,为扩大政治声威,强 行 改 土 归流,以期进一步缓和经营西南特别是贵州的财政压力。其具体作法如下第一,尽可能将邻省的属地特别是财政收入较为丰裕而稳定的地区,比如四川的遵义府、湖广 的天柱县划为贵州省,以增加贵州省的财政收入。其二,强行开拓苗疆,设置 “新疆六厅” ,往苗疆迁入汉户定居,扩大税收面。其三,夺取 中下级土 司的领地,废止一 大批中下级土司,以增加所辖丁 口数,提高府州县 的税收额。这些 作法从实质上说是治标的办法,因为在汉族人 口鲜少的情况下,税赋收入显 然不能大幅度 增加。操 之 过急,反而诱发各土著 民族的反 抗。雍正末年到乾隆初年,贵州连年的民族冲突导因正在于此。乾隆嘉庆两朝为了有效的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转而变向鼓励汉族移民贵州,从此贵州汉族的人数逐年上升,这从 《税赋全书》中贵州在籍人 数的增长得到说明。由于当时在籍的少数民族不负担税赋和劳役,在籍户数的增长主要是汉民族的增长。汉移民的迅速增加,还可 以从嘉庆道光两朝时有发生 的民族摩擦得到说明。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延续,到道光后期,贵州的中心城市和交通沿线汉族人 口首次超过少数民族人数。并因而得 以完成贵州历史上的第一次人 口编定和土地丈量 。道光以后,事实上仅是汉移民浪潮的延续。综上所述,清代经营贵州主要 目的在于摆脱财政困境,维持已有的行政 建制,基本手法一是紧缩开支,二是增加汉移民,提高财税的负担面,增加财税收入。

二、明、清汉移民的特点

    明,清两代由于经营贵州 的目标不同,因而汉移民的特点也各有千秋。大致说来,明代以军户移民为主,清代以 民户定居为主。明代移民以国家集中为主,清代则 以个人 自由迁移为主。明代移民的规模虽大大超过前代,但比起清代来说规模就小得多。明代移 民次多数仅在卫所定居或沿 交 通 线 定居,清代则深入到少数 民族聚居地区,造成汉移民与土著民族交错杂居 的局面。明代向贵州派驻屯军 ,《明代》 中有 系统 记载,但对民户的迁入却语焉不详,明人 王 世 训 在《黔志》 中说,贵州地无民户,惟苗仲而 已,是 当时的实情。 《明实录 ·穆宗隆庆实录》所载贵筑设县的奏折中就提到中筑长官司所辖主要是中原来的流寓汉民,不过,当时贵筑县真正 的汉族民间移民为数甚少,贵筑县共有 民 户 六 里 半,按 明 制才余户 另有四 里系长管司的属 民,而且辖 地 包明清两代贵州汉族移 民特点的对比研究 了  括今日的龙里和贵定等地,这六里半还包括部分人籍的少数民族,比如谷池里就有大量 的苗族居民,这样的数量 比起 贵阳地 区数 以千计 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的军户而言,实在是少得可怜。清代贵州的绝大部分地 区废弃卫所,以军户方式的移民 已告结,但据道光后期成书的 《贵阳府志》所载,贵阳地区 包括贵阳府和贵筑县的汉族民户 已达数万 。这些飞速增长的汉族人口 ,显然都是民间流入的新到的移民。贵州其他地 区也有类似的情况,,贵州西北地区在 明代属于水西和 乌撒土司的领地,彝族、苗族占绝大多数,汉民仅有少数 的逃军和逃 民 即自称为穿青的居 民。到清道光年间,这些地 区的汉族人数,已数倍于当地少数民族。这些增加的汉户同样是 民间移民的结果 。再如,黔东南 “苗疆六厅, ,雍 正改土归流前几乎没有汉人定居,到道光朝,汉户数字 已有 了 明 确 的 记载,这些汉户除 了部分是戌军外,显然包括有不少的汉族流寓者。由于明代是 以 屯军方式向贵州移民,因而移民活动严格在国家行政部门的组织下一次性完成,迁入的军户 一有变动,均有相应 的文献记载,人户数变动的幅度 也不大。明代贵州 的三大方志《弘治图经》、嘉靖 《贵州通志》、 《黔记》对贵州各卫军户数的变动有连续的记载。军户落籍后,购置 田产,对 国家承担赋税,其数量 也有相应 的记载。人户数变化 不大,记载详实,只有国家统一组织 的移民活动才能具有的特点。清代 的情况则大 不一样,据康熙 《贵州通志》和乾隆 《贵州通志 》 所载,清代前期的贵州汉族人户数变化极其微小 ,低于人 口 的 自然增长率。但到了清代中叶以后,陆续编修的各地 府 州 厅 志,比如,《贵阳府志》、 《大定府志》 、 《安顺府志》所载汉族人户数却奇迹般地增长 了数十甚至到了数百倍以上,基层 的地方建制相应地急剧扩大,以 《贵阳府志》为例,贵阳地区清初才六里半,到清代 中叶时却扩大到了二 十余里 ,且各里所辖人户数都大大超编。对此解释 只有一个,那就是汉族居 民零星地迁入定居,向少数民族购置田产,为逃避赋税,长期隐匿不报,直到清廷强令编辑户籍时,才一次性被迫载入户籍。这冲护 表面不合情理的记载,正是民间 自由移民的固有特点。明代 的汉族移民由于是国家组织的一 次 性 迁入,居民的来源必然大致上 来 自同一地 区,各卫所军户往往 自成体系,认同乡、结帮会完 全 没 有 必要,因而贵州境内明代留下的会馆一类组织几乎术见踪迹。清代则不然,不仅省府所在的贵 阳,就连穷 乡僻壤也是会馆林立,各家族的祠堂如 雨后春笋遍地设置。这说明贵州清代的移民是 民 间 自 由迁入,认同乡、结帮会以图相互扶持,在新 居点上站住脚根。会馆祠堂一类的设置才会有实际的社会作用。明代 的律法严禁贵州汉民逃回 内地,在回归内地 的沿途设有重要关卡,缉拿逃离卫所的汉户,逃归的汉户一旦捉获,往往要处 以重刑。这也是行政组织强行移民的固有特征。清代的情 况 则 完 全相反,缉拿逃户的关卡和法律全被撤废,另立了成套的苗疆禁令,目的仅止 于汉族潜入统治未稳的少数民族聚居 区,而不在于限制汉民进入贵州。与此同时,汉族 移民串通少数 民族打劫过往客商的现象完全绝迹,而 汉族移 民互相联络,甚至勾结官府巧取豪夺少数民族的田产倒却不绝于书,这样的现象充分表明清政府对汉移民的涌入几乎处于脱控状态。据 《黔南识略》载,清朝中叶贵州各地均有为数不少的汉移 民典当购买了少数 民族的田产 。统观贵州明代各方志的记载,不难看 出地望可以确考并延续使用的地名为数不多,这些 地名大多集中在释道沿线或重要的都会、卫所附近 ,而这些地 名中有不少是用 汉族姓氏和人名来命名的,但在《明实录》的有关真正记录中,我们 却可以找到大量 的少数民族地名音译。这种现象只有解释为当时的汉族移民居住极为集中。清代 的情 况 却 截 然不同,清代中期 以后所编定的贵州各府志所载地名 己落实到具体 的村寨,数以千 计的地名,汉族地名与少数 民族地名音译几乎参半,以场集命名的地名,如狗场、龙场、鸡场之类 的地名,在汉族地名中占有绝对优势,足见这些地名的相应地区的汉族 来时甚 晚,还来不及形成更能代表当地特 征 的 汉族地名 。另一种现象同样值得注意,不少 明代文献记录的少数民族地名音译到了清代都次第改为汉族特征的地名,比如 ,石门山的 宁 摆桑” 改成 “高坡” 、“拢格”或 “朱 界” 被易名为 “黄土坎” 、 “康佐”被改名为 “归化” 、 “乌撤”被易名为 “宣威” 。这些地名的变迁标志着清代 的汉族移 民不再局限于交通沿线,而是扩散到了原先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以至于到清代后期原先连片的少数 民族聚居带除雷山、台江、清江、永从等少数 民族地区外,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交错杂居的局面 已经形成 。明、清两代 的史实还告 诉我们 ,汉族移民贵州对国家财政来说,一直是一个沉重的负荷。这种责荷若企图用扩大汉移民的规模来加 以解决,显然是行不通的。清代余年间,贵州的汉移民猛 增了数十倍,税赋收入虽有所增加,但财政开支的负荷增加得更快,虽然清政府全力 以赴摆脱因汉移民数量不足而造成 的财政压力,但直到清代灭亡,贵州的财政收支仍是入不敷出。事实上贵州的生存环境远远不如中原地 区,在劳动力的投入和产 出比例上肯定低于汉族传统地区,单纯的增加移民人数,虽然可 以增加总税收的上升,但是人均的产值并无增长 。因而随者移民人 口的增加,管 理 机 构 日益冗繁,有限的总产值 增加不能抵销个人 负荷税役数的下降,这乃是贵州长期财政亏损的一大原因。

三、汉移民与土著民族的关系

    明、清两代在 贵州汉移民特征的不同,也可以在 汉族与土著民族的关系中得到 印证。这种民族关系可以从 四个侧面加以探讨,即汉族中央政府与少数 民族地方行政机构—土司的关系 汉族移 民与土司的关系,少数 民族群众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少数 民族群众与汉移民群众 的关系。明代初年经营贵州时,为使汉族移民在新辟的边疆上站稳脚跟,中央王朝不得不对土司宽大如海,甚至在不影响明廷地方建设安危的情 况 下 放 纵土司。明太祖 明知贵州宣慰同知宋 氏隐匿叛民首领金牌黄,大臣多次要求绳之以法 ,都被明太祖阻拦,不予追究。对土司的恩赏比他们对朝廷提供的于赋要大得多,这乃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清朝由于 经营贵州的 目标发生转变,特别是“新疆六厅” 开辟后,对苗族的首领领袖人物进行严酷的镇压。对残存的中下级土司次第剪除。明代在贵州甚至在 国外的历次战役,都把土司的军 队依为左右臂,一旦土司有功,往往恩宠有奖,顾成甚至要求把某些土司的军 队编入明军,一 并操练,明成祖虽然驳 回这一 主张,但由此可见当时明廷对土司的倚重 。清 代 接 管 贵州后,特别是雍 正改流以后,严厉禁止 土 司 保 留军队,甚至连武器和制造火药的原料都加以严禁。这些差异的根本原因正在于 明、清两代经营贵州的 目标截然不同,明朝意在通路,故极力结好于土 司清代要解决财政 困难,自然得把土 司的领土和人 民收括起来,因而不得不对土司进行严酷的改流。明代的汉族移民主要是屯居,而且数量有限,为了在新定居 点上获得安全 ,这些军人与土司的关系十分密切。故明代绝少有土司直接与屯军冲突的事件。当时,屯军不堪明廷室使时,一些屯军往往逃 往土 司领土,乞求土司庇护,有的甚至受到土 司的重用。比如水西土司曾重用陈氏家族。清代的汉族移民往往将残留的土 司作为敲诈、勒索的对象,不少下级土司自愿放 弃土司职衔、领地,即不堪这种 敲诈。明代移民贵州的 目的主要在于护 路,故各少数民族群众对明廷并无依赖感,而对贵州土司依附性甚强。明万历年间的平播之役和天启年间的奢安之乱,反叛土司属下的土著 居民 往往忠于土司,甚至不在其境的其他各族群众也站在反明的土司一边。比如,奢安之乱时整个黔 中地区的苗族、布依族群众都参与了反明活动。清代后,随着土 司的大量罢废,少热民族群众转而依靠中央 王 朝,把 中央王朝当作遏止汉族移民豪强欺凌的保护者。当然,贵州土著民族反清的事实同样不绝于 书 ,但 这 种起义,原因往往是地方官吏 的盘剥和汉移民豪强的欺凌,其目的仅在于 自保,不在于推翻清朝统治,因而,贵州农 民起义规模虽然很大,但无进取中原的迹象,起义矛头所指往往是汉移民中的豪强之徒或者贪官污吏。税赋的承担上,明、清两代也有 区别。明代贵州的 上著民族不承担任何赋税义务,因而明代方志对贡赋的记 载往往只列 出卫所、上 司的贡赋实额,府州县的税赋不仅份额很低,而且都假授于下级土司。比如,贵阳地区的收入,主要取之于下 属九个长官司。正因为如此,在明代的民族起义中,绝少因赋税繁重而激变起事。清代则大不一样,少数民族群众 为了避免汉移民豪强的巧取掠夺,往往主动要求承担赋税,以期产权得到政府的保护。据载,广顺州虽 然少数民族人 口 众多,但赋税收入却超过了 明代广顺的‘前身金筑安抚司的十几倍,足见当时少数民族亦承担赋税。又据 《朱批喻旨》载,长寨事件后,不少边远的少数 民族 自愿要求认纳 税赋,接受清廷的统治。同样的例子,在清江的台烈也曾发生过。据 《贵阳府志》载,不少苗族、布依族村寨均有赋税负担的详细资料,这说 明,清代贵州少数 民族 负担赋税 已经普遍 了。由于 明代移民贵州的 目的在于保证释道,又采取政府组织移民的方式,所以,绝大多数移民是在骚道上形成聚居点或集中于中心城镇和卫所附近,可 以说,明代的汉移民只在释道线上 形 成 零 星的“移民岛” 。因此,汉移民与土著民族 的关系,表朋清两代贵州汉族移民特点的对比研究   现为以下两种情况,首先是汉移民与土著 民族处子平等互助的关系,汉户电军 以组织的名义向土著民族购买有限的 田产,明廷规定不允许汉户屯军 向土著民族巧取豪夺,并在卫所附近开辟场集,互通有无,保持和平稳定的格局,以保证释 道 的 畅通。其次,是汉移民与当地土著 民族首 领 主 要 是土司出现附庸的关系。当时,不少移民因不堪明廷的欺诈,纷纷投入土 司的 门下。当时贵州最大的水西、水 东土 司都收容了不少逃离卫所的汉户屯军充作力役,并划给一定的生产区域,让他们按照汉文化从事农业生产,向土 司定期交纳税赋。清代则不一样,由千是以民间自由移民为主,政府为了收取更多的斌税,鼓励 向少数民族地区移民。这批以政府支持为后盾的汉移民大军 向潮水一般 涌向了少数民族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操用早 已成熟的农耕文化在民族地区大肆开发,造成了汉移 民与土著民族之间的矛 盾越演越烈。清朝后期贵州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也是原因之一。

作者工 作单位

贵州省黔 东南州志 办

〔 责任编样

林建 曾 明秀丽〕



 括号内的数字指通行本 《老子》 的章次,下 同。

《吕氏春秋 ·去私》。高亨 《老子正话》,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123 页。

《庄 子 ·应帝王》。《韩非子 ·解老》。陈鼓应《老子注译及其评价》 ,中华书局1984年版,31页。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23 页。

《左传 ·昭公三年》。 《墨子 ·非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第 4,173页。

《论语 ·宪问》。《论语 ·颜渊,  黑卑尔《小逻辑,,商务 印书馆1980年版,8990,

王弼《老子注》 第  章注。晒 ‘汉书 ·艺文志》。侯外庐《中国思想史》,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1卷第262页。

 《贵州社会科学》 一九九三年第三期 总第一二 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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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康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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