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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杨文英, 罗康隆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11-13 10:15:12
发展人类学在当代中国的研究
杨文英, 罗康隆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尽管发展人类学在西方人类学界已经得到了广泛发展,但对中国人类学界而言,发展人类学似乎仍然是一个新鲜而带有些许陌生的概念。主要对发展人类学的基本内容以及发展人类学在中国的研究现状进行阐述,以图使人类学的这一分支学科得到更大范围的认识。
关键词: 发展;发展的人类学;发展人类学; 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12 . 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621X( 2009) 04- 0018- 06
  一、 发展人类学的兴起
关于什么是发展人类学, 似乎很少有人对此作出解释,一般认为,发展人类学是从应用人类学中裂化出来的[ 1] 42。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其渊源可追溯至学科诞生之初, 当时欧洲殖民者对各海外殖民地的管理或多或少得到了人类学家的帮助,也正因为如此, 人类学家在殖民地的管理者身份成为二战后人类学受批判甚至转而回归学院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发展研究是人类学家在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典型例子。20世纪 50年代,美国康乃尔大学在秘鲁开展的维可斯计划, 成为发展人类学最早的经典案例。1951年, 康乃尔大学将秘鲁高原上名为维可斯的印第安人种植园承租下来,交给人类学家去开展提高印第安人生活水平的实践行动, 比如人类学家在政治权力的转移、 庄园农业生产、 经济发展、 教育、 科学技术知识、 医疗保健以及民主观念等诸多方面对印第安人进行协作与训练,最终获得了整个庄园印第安人生存世界的大改观。在维可斯计划中, 人类学家采取了一种积极参与与介入的态度。他们认为, 维可斯的应用研究应该具备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促进社区发展的双重目标, 通过积极参与和介入对将要发生变迁的社区事务进行指导, 就能把人类学的知识转化为行动, 就能推广、 普及某些社会人文价值观, 对要发生变迁的社区产生影响, 促进其变迁。这种带有价值介入的应用人类学实践, 后来被普遍称之为发展人类学[ 2 ]。早期中国人类学学者在对发展人类学进行介绍时, 将其视为应用人类学的一个支系, 并且认为:发展人类学是指利用人类学知识,改变人和环境(兼指自然的和文化的)之间的互动关系, 方法是经由农业改进、 能源利用、 加强运输, 及居屋改良等。在较大的意义上, 即是指现代化的进程,但其最终目的还是在局部改善人们的生活。换言之,发展作为一种手段, 其目的在增加净产值, 并经由应用人类学者对社区的参与研究, 使某些人类的基本价值, 如公平原则等得以伸张[ 3]。可以看出早期对发展人类学的定义显然是将该分支学科立足于项目参与之上, 认为发展即为一种现代化进程,对于现今人类学中的发展研究而言,缺失了对发展的反思, 正是这一观点受到了后来学者的批判。发展人类学的普遍兴起是与国际发展日程是分不开的。20世纪 70年代之后,自上而下以科技为中心的集中投资式干预模式在许多地方都收效甚微[ 4] 177。而传统经济学主导下的发展模式, 由于脱离了发展计划所必需的社会背景知识, 只一味地在想当然把所有发展对象想像为类似西方社会的背景。因而无论是资金投入还是科技输入,最终都遭遇了重重阻碍和反复失败, 于是发展机构的专家们开始反思发展失败的症结所在。因此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开始崛起而抛弃了传统经济学垄断下的发展工作所忽略的对发展对象地区的人的关注, 转而开始关注发展或援助对象的传统知识或声音,这就或多或少与人类学家所擅长的人类学田野观察及娴熟的田野文化知识的掌握衔接起来。这样一来对于发展项目对象地的了解需要人类学家的参与, 同时项目开展的可行性、 具体项目在地方的实施过程、 项目开展后的效果评估都成为与人类学专业知识挂钩的实践。因此,当发展的文化维度成为发展进程的理论建设和项目设计的一个重要部分时, 人类学家似乎变得不可或缺[ 5]。1967年, 世界银行在肯尼亚推行的一个有关家畜的农业项目中, 首次聘请人类学家作为临时性顾问,参与项目的咨询评价工作。从 20世纪 70代开始, 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参与到发展研究机构当中,即使在世界银行这样的经济学的堡垒中, 人类学家的数量也在增多( 1974年只有 1名人类学家作为正式职员 ), 而到20世纪结束时已增加到 60多名, 除此之外, 每年还有上千名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各种发展项目担任短期顾问工作。这种项目参与与顾问工作成为人类学与发展相联系的最早形式,人类学也开始改变了二战后的书斋式传统, 随着学科向应用性方面发展, 更多的人类学家走出了学院,走向了社会实践。发展人类学在学科实践上已经获得了许多人对其学科本身的肯定。在北美和欧洲的许多国家里, 发展人类学已经初具规模, 具体表现在:1976年, 发展人类学协会在美国纽约宾厄姆顿( B inghamton)由三位人类学家发起成立, 自成立之初,该协会就一直引领着发展人类学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1977年, 发展人类学委员会在英国成立,其目的是促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类学积极参与发展研究; 许多大学开设了发展人类学的课程,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生朝向应用实践领域; 在参与发展项目的人类学家之外, 还出现了一批专门对发展进行理论批评与反思的人类学家, 即其后所称的发展的人类学;与此同时,与发展相关的人类学文章与著作也大量地涌现。可以肯定地说, 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并得到一大批人类学者的关注。尤其在后结构主义思潮兴起之后, 人类学对于发展在理论与实践之中相互之间的争议与讨论, 不仅仅使人类学学科自身目光聚焦, 并且对于整个世界发展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总之, 发展人类学家不仅关注发展计划本身,还关注如何运用自己的知识对发展计划做出修正,以适应发展对象的文化和实际情况, 也关注发展计划是否能够满足贫穷人口的需要。而关于发展的人类学家却将研究的焦点放在制度机构上面,研究专家的知识如何与权力挂钩,注重民族志分析, 注重对现代化的诸多建构进行批判, 并尝试帮助弱势群体建构起政治发展计划[ 4] 185。虽然两者的争议仍然在进行, 然而, 新的趋势也在形成,试图将两者加以融合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努力, 加德纳和刘易斯在人类学、 发展及后现代挑战一文中, 即对此提出了自我看法[ 6 ]。
二、 发展人类学引进中国
发展人类学对于中国人类学界来说仍然是一门略显陌生的分支学科。一方面, 这与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有关, 自 20世纪 80年代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恢复以来似乎并没有确立起其学科应有的地位和影响力, 人类学对于中国大部分人来说仍然是一门未曾听说的学科。直到今天, 中国人类学的日渐兴起也并没有使得人类学获得长足的发展, 尤其是其分支学科不能像西方一样聚集大批的研究者, 因此当今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趋势仍表现为跟随,或从西方引进其现成的理论;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处于以经济学主导的发展阶段。二战之后,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本身是处于欠发达国家的位置上,因此,承受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其必然的历史遭遇, 而追崇西方工业化模式使得经济学垄断发展的日程则是国家政府发展战略中的主导,发展的自觉远远没有达到。尽管发展的研究在中国已经开始了很久, 但是人类学开始对发展有所了解却是到了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情, 并且最初也只是一些寥若星辰的文章对其加以介绍, 下面对相关的研究进行一个简单的疏理。最早一篇有关人类学中的发展介绍出现在1992年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中,赵效牛在翻译夏洛特 西摩 - 史密斯 1986年出版的人类学词典中的发展词条时, 将其增名为人类学中的发展概念,在词典中, 发展一词主要介绍了人类学发展研究中对发展所持的批判态度。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 国外文化人类学课题组所编的 国外文化人类学新论   碰撞与交融一书中, 刘霓编写了文化人类学与发展政策: 社会文化分析的价值一章, 作者从 6个方面描述了发展人类学: 发展与发展研究;联系的形成; 学科内部的争论; 发展人类学家的困境; 发展人类学家的角色; 问题与趋势。在该文中,作者主要着眼于参与发展项目实践的发展人类学加以论述, 对人类学家参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与问题及能够充当的角色也给予了关心和考虑,但对于人类学内部对发展的反思则较少关注,缺乏后结构主义对于发展的话语分析。但该书对人类学与发展的介绍对于中国而言确实仍然反映出西方人类学界的新动向。1998年,云南大学陈庆德在思想战线中发表了发展理论与发展人类学一文, 文章分三部分对发展及发展人类学进行介绍, 该文是中国人类学界将眼光转向并关注发展人类学的一大标志,也是其后出版发展人类学一书的前奏,这标志着中国人类学对于发展的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同年,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鸿武在思想战线上发表发展研究与文化人类学   关于黑非洲发展问题研究的一种新探索 ,因为作者本人涉足的是非洲历史文化研究,因此该文只是在利用人类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对非洲发展问题做出发展要以非洲本土文化为基础的建议, 对中国发展人类学学科没有进行深入的探讨。是年,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译出了埃斯科巴( E scobar) 人类学与发展一文。埃斯科巴是当代著名的发展的人类学研究者, 他的许多具有后结构主义批判的思想对于发展的人类学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人类学与发展是一篇较为全面介绍人类学与发展关系研究的论文。文章对人类学与发展研究中的两种观点: 发展的人类学与发展人类学分别做出介绍, 并且对两者近年出现的新动向即两者的调和倾注了希望。作为对发展研究的批判主义代表者,整个文章仍然充满了对传统发展观的批判。在最后, 埃斯科巴强调人类学对于发展研究应该具有的角度和特点: 人类学要扮演好这一角色, 就必须彻底更新它如何参与发展世界的观念, 必须找出具有社会意义的不同的特征,以支持不同的发展道路;必须揭示在全世界各处的社会中不断出现的、 产生文化和认同身份以及经济和生态实践的地区结构。虽然 21世纪之前的发展人类学在中国的介绍可以说是凤毛麟角, 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界对外交流的日渐频繁,国际对话能力的加强, 发展人类学在中国还是获得了一部分研究者的关注, 尤其是人类学学科所倡导的发展观, 更被许多人文社科界学者所接受。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 发展人类学作为一门人类学分支学科开始在中国得以推介, 尤其进入 21世纪后, 发展人类学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获得了新的发展。
三、 发展人类学的中国研究
随着人类学在中国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人类学各分支学科开始渐渐为学者所认识。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对国外研究动态的进一步了解,有关发展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的介绍也进一步增多,关注者也趋多,并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动态。2001年,云南大学人类学家陈庆德出版了发展人类学引论 , 这是中国第一本也是至今为止有且仅有的以发展人类学命名、 有关发展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性著作, 标志着发展人类学学科在中国研究的早期发展。该书以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为重点, 围绕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各种因素进行现状分析, 试图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提出可行的借鉴。全书分为 14章, 由不同的学者分别写成。文章开篇对发展理论中发展的概念、 与经济学的关系、 发展人类学的萌生进行了探究。作者主要以考奇伦 ( C ochrane)的发展人类学一书的观点为依托, 阐述自己对发展人类学的理解。其后, 有关民族资源、 制度性要素、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资本化、 区域发展、 生产力基础、 经济运行形式、 生产要素转换、 生产组织创新、 国家政府角色、 传统农业的改造等一系列与民族发展相关的因素分别得到阐述, 文章最后对人类学历史上有关社会发展的两项实践案例   维柯斯计划和福克斯计划分别加以论说。该书并不是一本对于国外发展人类学研究状况予以介绍的奠基之作,而是在接触到国外发展人类学学科之后结合中国实情及作者本人自己的研究专项基础上对于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的关注性著作。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  1997年, 余受王君筑生介绍到云南大学任教, 后又受其之嘱托, 把余对民族经济的论说聚焦于发展问题, 来形成一门发展人类学的课程。惶恐之中, 借筑生兄从国外带回的资料之刊, 参阅了发展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开始着手该课程的准备。 [ 1] 3892005年,周大鸣、 秦红增参与式社会评估: 在倾听中求得决策一书出版。该书是其自 2000年以来多次参与发展实践项目的成果。书中主要描述了人类学与参与发展的关系、 以参与式社会评估及作者曾亲自参与的案例,对人类学的应用进行了思考。2006年, 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人类学家罗康隆的发展与代价一书,该著作同样关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 作者以尊重文化多样性、 倡导多样化发展道路、 将文化与经济发展相联系等人类学视角, 来论述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问题。同时,自 2000年以来还有一系列的有关发展人类学的论文发表在各学刊上。2005年马曼丽、李国栋发表了论构建中国发展民族学的理论框架与视角特色一文,全文对西方发展人类学及发展范式进行了探讨, 并就中国的发展人类学及实际发展问题提出了建议和希望。所不同的是, 马曼丽在文中使用了发展民族学这一称呼, 并没有采用发展人类学一词, 这显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独特性。周大鸣在 2006年连续发表了三篇相关的参与式发展及社区发展的文章, 以亲身经历来描述中国人类学者在发展问题上的实践。中山大学人类学博士生杨小柳以发展研究:人类学的历程为题对西方人类学中发展的话语研究展开了探讨, 这是迄今为止中国人类学研究者对于西方发展的人类学最为详细的介绍。如大家所共识: 中国的人类学发展研究起步不久,目前还主要处在学习借鉴西方已有研究成果的阶段[ 7], 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研究不仅在实践上、 同时在理论上都处于起步阶段,学者研究如此,学生培养同样也如此。现今,中山大学、 中央民族大学、 云南大学、 内蒙古大学等几所高校都先后开设了发展人类学的课程。除此之外, 有的大学则开设应用人类学的课程, 将发展人类学包括在内。但通用的发展人类学教材主要使用的还是英文版。尽管国外有关人类学发展的研究著作己经汗牛充栋, 但中国至今仍没有发展人类学的译著出现。尽管在国内的高校中,发展人类学课程的开设仍然不太乐观, 但一个兴起的新倾向是随着各种基金会和 NGO组织在中国的出现,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学生从事于这项工作, 将学到的人类学知识运用于实践当中。
四、 中国发展人类学的研究特点
总的说来, 发展人类学在现今中国的人类学研究中,虽然该方面的研究尚未引起人类学界震撼,也没有确立起在学科内部的强大影响力,但朝向应用方向的举措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从当今中国的研究主流看来, 中国人类学的发展研究可划分为如下两大主题。首先, 注重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下的人类学发展研究。人类学关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似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中国早期的关于发展人类学的研究便将眼光聚焦于此。云南大学陈庆德出版发展人类学引论一书, 更多的是关注于少数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 这一倾向是与中国国情分不开的。谋求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国家主导下的发展话语, 尤其在脱贫等方面更加为社会大众所关注。将人类学知识运用到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当中, 是对发展模式的一种补充。同时, 学者的学科背景也对其影响颇深。早年民族经济的学科训练和对经济人类学的关注,使得学者很容易将经济、 发展联系起来。应该说这是受传统发展观影响的一种表现。将人类学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更多的是将人类学的价值理念渗入发展的话题中,试图对传统发展观提出质疑和加以修正,正是早期人类学者在发展问题上想要作出的努力。陈庆德在发展人类学引论中正是要持此种意图。人类学倡导的社会整体观、 文化多样性、 尊重地方性知识都在主张一种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也就是在其著作最后所提出的三点: 现代 传统的对立乃是一种虚假的人为建构、发展问题并非只存在唯一的模式、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问题[ 1 ] 388。人类学的学科主张和价值观在发展问题中似乎成为一种发人深思, 尤其对于传统片面的经济学主导下的发展观而言。这种早期的人类学发展观对于发展问题的揭露无疑是对当时主流的一种挑战, 在中国来说, 无疑是一种带有前进色彩的主张。但是, 提出者自身仍然没有跳出发展的局限,仍然在以经济发展作为研究主线, 在符合国家主张的同时缺少了学术的反思。其次,参与式发展研究。参与式发展研究的关注是与中国近年与国际的日渐接轨分不开的。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日渐增强, 与外界联系交往的密切, 为世界认识中国和中国融入世界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 中国仍然面对着西部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经济落后和社会的迟滞, 经济发展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在东西部地区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世界性组织如世界银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世界自然基金会等进入中国开始其援助项目, 各种公益性的基金会或非政府组织(NGO )登陆中国,中国国内的基金会以及 NGO纷纷成立, 这些新的动向促使走向应用的人类学家开始进入实践领域, 利用人类学知识为各种机构及其项目开展服务。以周大鸣为代表的中山大学人类学者成为该领域的领头羊, 在发展人类学的实践与理论研究方面日渐深入。十多年来, 世界银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组织在我国所资助的农业项目、 林业项目、 环保项目、 社区综合发展项目等也取得了较好的成效。目前参与发展项目的领域正逐步扩大,从农业、 林业发展到农村能源、 卫生保健、 妇女、 供水、 教育等领域, 从纯粹的自然保护拓展到生产和保护相结合,从单项目标扩展到综合发展,从农村发展项目向小城镇发展项目扩展[ 8] 328。世界性组织对中国发展领域的援助给中国人类学学者带来了进入发展实践的条件,  2000年以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山大学中国族群研究中心受世界银行和国内政府有关部门的委托,在江西、安徽、 广西、 陕西、 云南、 贵州、 四川、 西藏等十多个省区开展了一系列农牧业、 交通、 教育、 旅游等方面的社区发展项目的社会评估( Project Soc ial Assess ment)和减轻项目影响区贫困的社会评估 ( Social A s sess ment on Reducing Poverty i n the Pro jectA ffected A rea) [ 8] 328。在参与到发展的实践当中,周大鸣等介绍了一系列与发展实践有关的理念和方法, 如参与式发展、参与性乡村快速评估( PRA ) , 并发表了许多文章甚至专著对自我实践作出总结。中山大学的这种参与发展更多的是秉承发展能够给贫困地区人民受益的理念, 而同时强调人类学在参与发展过程中的独特作用。应该说更多的是属于西方发展研究中的发展人类学内容, 并没有涉及到发展的人类学对发展的深度批判。对发展机构的认同正说明了这一点: 参与发展的主要倡导者世界银行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银行, 它所投资的项目除能保证最大限度地让多数人受益、 促进当地的社会发展之外, 还有个零忍耐政策,即不允许它所投资的项目对当地的弱势群体、少数民族、 文化教育等方面造成损伤。 [ 8 ] 326尽管也认识到所参与的实践即各种援助项目只限于经济发展、 尤其是农村扶贫,并且项目的资金来源一般都是国外货币组织、 基金会等, 但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批评或建议, 更多的仍然是为其服务。深藏在发展、 援助、 发展机构等背后的带有政治、 权力等话语的意图并没有得到深刻的揭露, 人类学家仍然不敢对发展批判到底, 也无法实现埃斯科巴所倡导的抱有向权力说出真相的坚定的信念[ 4 ] 179这主要与人类学学科发展、 学者自身生存有关,走应用实践道路使得学科获得更多资源,获得更大影响力, 因此, 从事应用、 更好促进发展成为现今一般人类学者的主导取向[ 9]。
五、 结语
当今中国人类学发展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要做的事情仍然很多, 国外研究动态、 发展趋向、 论文译著仍然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引进, 学科队伍的壮大仍然需要一批为之努力的学者不断地加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发展的主题仍然在延续,发展不会终结,人类学对发展的研究不论是理论还是实践的介入都仍然是在促使发展向前迈步。中国内部文化差异性为中国人类学者研究发展、 参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 发展人类学的兴起是与人类学寻求自身学科的发展有关系, 而其内部发展人类学和发展的人类学之间的分野又展示了人类学学科本身的矛盾所在, 一方面, 福柯式话语分析、 寻求批判与反思成为九十年代以来整个人类学界的重大研究转向,另一方面走向实践、 走向应用、 走出学院与书斋参与解决实际问题成为人类学学科本身获得长存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在此基础上, 理论与实践成为人类学不可或缺的两方面, 寻求融合不仅对于国外人类学界, 同样对于中国人类学界也很容易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识。在适应与国内外接轨和中国自身国情的发展基础上, 人类学和发展的研究在中国也必将成为一门颇受关注的学问,对于整个中国发展给予实践上的指导和价值观上的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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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罗康智 ]
A Research on Devel opmentAnt hropology i n Chi na
YANGW engy ing , LUO Kanglong
( Instit u te of Anthropology and E t hnology of J is h ou University , Jish ou, Hunan, 416000 , China )
Abstract : D evelopment Anthropo logy , w ith an extensive deve lopment i n the W es, t is a ne w and some w hat unfam ili ar concept to the anthropo l ogy f i e l d in Ch i na . Th is paper is tom ake an int roduct i on to i ts contents and its deve l op m ent i n China so as to ach i eve more extensive understand i ng to this branch o f anthr opology .
Key words : develop men; t deve l oping anthr opo logy ; development anthropo l ogy ; research
收稿日期: 2009- 08- 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扩大和稳定我国中西部水资源储养能力的文化对策研究 (课题代码: 08A J Y025)。
作者简介: 杨文英 ( 1980- ) , 女, 土家族, 湖南吉首人,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 2008级硕士研究生; 罗康隆 ( 1965- ), 男, 苗族, 贵州天柱
人, 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教授, 民族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人类学活动与环境适应。
 
   Journa l o f O r iginal Ecological N ati onal Culture
2009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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