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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制衡下的洞庭湖退耕还湖思考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佚名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09-27 16:55:43
文化制衡下的洞庭湖退耕还湖思考
 

罗康隆

[摘要]洞庭湖区的社会工程治理内涵极其丰富,牵涉到众多的社会科学,并需要跨学科的综合分析,寻求对策并组织实施,才能完成这一重大使命。考虑到这是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完成此项社会工程理当由一门牵头的学科去实现跨学科的整合。为此,本文所谈的洞庭湖社会工程治理选定生态民族学为牵头学科,并在吸纳和整合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在文化重构的基础上实现退耕还湖既适应我国国情,又符合客观世界环境的洞庭湖治理构想。这一构想的精髓在于启动文化制衡机制,通过诱导文化重构的手段完成洞庭湖的社会工程治理。
[关键词]洞庭湖;退耕还湖;文化重构;文化制衡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53201002-0057-04
立足于长江的地质地貌、水文及流域区气候特点,长江在相当长时间内河床会相当稳定,长江河道既然能长期稳定,那么作为伴生湖的洞庭湖,其水面储水量、水深虽然也会发生不断的变迁,甚至大范围地湖泊移位,但作为长江分流储洪调节水量的洞庭湖必将长期存在下去。[1]作为长江伴生湖泊的洞庭湖,它必然随着长江的变迁而演化。面对这一相对稳定的自然背景,洞庭湖的前途与命运事实上主要掌握在人们的手中。人们如何利用湖区的自然资源,如何改造洞庭湖自然面貌直接关系到洞庭湖的价值及洞庭湖的未来。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洞庭湖湖面的盈缩,湖区生物多样性格局的优劣、湖区资源的经济价值的高低,主要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因此,治理洞庭湖关键正在于调整人们对洞庭湖资源的利用方式,使之与长江流域的水文演化及湖区自然环境相协调,鉴于当前洞庭湖所面临的种种困扰和挑战,绝大部分与围湖造田直接或间接相关,退耕还湖必然成了治理洞庭湖势在必行的长期决策。然而,围湖造田又是汉文化空间展拓惯性延续传统利用方式的直接后果。那么,解决退耕还湖这一社会难题的关键自然集中到了汉文化重构这个核心问题上。以下拟从文化重构的视角围绕退耕还湖的几个相关问题分别展开探讨。一提到退耕还湖,当事人最关注的焦点莫过于退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当事人所在地是否属于退耕还湖区与自己的近期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然而,应当退到什么样的程度,绝不能以当事人的眼前经济利益为转移,而必须服从全流域乃至全国利益的需要。面对我国淡水资源的极度匮乏,洞庭湖及相关湖泊的防洪储水能力越大,对我国未来的发展越有利。从这个意义上说,退耕还湖的面积自然是越大越好,如果能恢复“八百里洞庭”的固有面貌,那再理想不过了。从维护湖区生态多样性着眼,恒定深水域、长年湿地、季节性湿地、平旷陆地、缓丘等生态环境,应尽可能顺应自然规律配置,保存千姿百态的各类型生物群落。为此,退耕还湖还得包括退出必不可少的长年湿地和季节湿地以及过渡性的平原林草地带。由此看来,应当实施退耕的还不仅仅是洞庭湖水面,还应当适度地扩大。至于最大能扩大到多大的范围,则取决于长江中游河湖系统的稳定配置。在长江流域河湖体系不发生重大变故的前提下,洞庭湖自然水面直接受制于松滋、太平、藕池三个入水口,三个入水口的海拔高度与城陵矶出口的高程差,而洞庭湖水面的调控范围取决于灌入湖区的四水(湘江、资水、沅水、澧水)和长江三口的总入水量和城陵矶出水量的比值。若按上述自然条件规划,洞庭湖水面全面退耕还湖后,大致应与清道光年间洞庭湖水面相近,但由于原洞庭湖西北角已急剧垫高,退耕还湖后的水面可能会东移南压,这样一来,有待退耕还湖的面积将高达近4000多平方公里,直接牵涉到近千万湖区居民。不用说,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水利技术工程,而是一项必需大规模移民的庞大社会工程。很多水利工程专家其实是面对着庞大的移民压力而一筹莫展,最后只能退而求其次,在长期围湖造田造成的已有事实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所谓“舍南保北”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防洪决策,但这一决策实施的后果却叫人大失所望。“舍南”并未真正地保住了北,反而落得个“本是舍卒保车,奈何将帅难弃”,甚至水利工程规划中明确划定的分洪区和蓄洪区也因为惧怕承担近期经济损失和移民压力而不敢启用。[2]如果长江治理不敢于面对必须移民这一事实,那么事实上北不能不保,南也不该舍弃,仅在近期的直接经济利益上权衡取舍确实不足取。另一种作法是,在承认人口压力客观存在的前提下,通过消除上游灾害患根的办法去根治长江中游水患。这一办法的核心是恢复上游植被,杜绝长江水位的暴涨暴落并消除长江底部淤积,扩大泄洪能力去免除水患。[3]此类水利工程方案有三大疑点:一、恢复上游植被得有待漫长的时日,已经进入上游河道的泥沙最终还得向下游倾泄,即使这一方案从今天起就得到稳步实施,也绝不可能在近期发挥明显效益;二、长江中游各湖、河的治理,必须以我国水资源供求为转移。既然我国淡水资源普遍短缺,单一排洪只能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应急举措。因而,治理洞庭湖绝不能仅仅考虑防范水患;三、人口压力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减缓人口压力的对策却应当有多种选择,回避不行,姑息也不行,把它视为不可愈越的障碍更不对。于是上述三个疑点合到一起,长江中游符合治理的核心又回到了原点,还是一个湖区移民安置问题。若有能力或办法安置好湖区的近千万居民,一旦兑现全面退耕还湖,水患治理的近期与远期、局部和整体利益都可以得到兼顾。由于长江中游牵涉到好几个省区,因而真要实施退耕还湖时,地方保护这个社会问题又会自然凸现出来。长期“舍南保北”的结果已经使荆江两岸变得南高北低,从洞庭湖区眼下的经济实利考虑,自然会提出“南北水陆互换”的防洪思路,而江北低洼区的当事人若从眼下的经济实利考虑,当然难以接受自己率先退耕的工程措施,折中的提法当然就只能是“南北兼顾”。[4]若从全流域乃至全国整体利益考虑,需要退耕的范围就不光是洞庭湖区,自然也就不存在兼顾问题了。不过,在这段争执中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它的实质:不管江南也好,江北也罢,之所以如此惧怕退耕还湖落到自己的头上,完全是汉文化价值观诱导出来的习惯性思维办法。按照这样的思维办法,总是误以为一旦退耕还湖,现有的成果和实利就会全部付诸东流。而这一点正好是退耕还湖久议不决、决而不行的关键之所在。为此,必须顺势探讨如何实施退耕还湖这一敏感问题。一提到退耕还湖,当事人的最大忧虑莫过于损失由谁承担,这种忧虑一旦放大必然会变成相关各级行政部门的得失利弊分歧。当前我国政府代表着全国人民的共识果断地提出了退耕还湖决策,承担退耕还湖损失算是有了着落。但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因为担忧退耕还湖的直接经济损失是一种表象,支配这一表象的关键仍然是汉文化的自然资源观。这种把稻田的价值凌驾于固定水面价值之上的习惯性思路,才是当事人接受退耕还湖决策的真正障碍。若不消除这种障碍,即使有决策、有补贴,仍然无法实施退耕还湖。而消除这一障碍,显然不能单凭汉文化而必须借鉴和导入其他民族开发水面自然资源的成功经验和已有成果,务使当事人理智地认识到,即使退耕还湖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也能找到发展的新路子。洞庭湖区本来就号称“鱼米之乡”,退耕还湖后所形成的稳定与非稳定水域由于生物多样性得以恢复,这必将极大地促进湖区各种水产业的蓬勃发展。更高的目标不用说,单是恢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水产规模水平,其经济实效已经相当可观了。若再辅以相应的科学技术手段,经济效益还可以像推广杂交水稻那样成倍地增长。不过,种惯了湖区稻田的当事人,从情感上一时难以接受在湖上去当渔民,但这并不是什么解决不了的思想障碍,凭借世界上其他水上民族已有的资源利用办法,退耕还湖的当事人还可以选择当漂浮种植农民。我国台湾日月潭湖区的邵族人———高山族的一支,在过去就曾利用盘根错节的芦苇根团作为浮体,覆上浅土在上面种植水稻和其他作物,不管日月潭水位如何涨落,所种的庄稼都不会受灾。[5]以此为例,即使洞庭湖全面退耕还湖,也不会与维护该地区粮食总产量发生矛盾。借用邵族人已有的文化要素嫁接到洞庭湖区水域利用上,使之成为当地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文化要素嫁接的应用实例之一。需要声明的是,我们仅是借用邵族人的资源利用经验,并不是要湖区人民依样画葫芦照搬邵族人的作法。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无土栽培早已渡过了实验阶段进入了实用期,借用邵族人的作法说到底事实上无非是推广先进的无土栽培技术罢了再加上材料科学的突飞猛进,规模性生产供漂浮农业使用的永久性浮体已经不成问题,用这样的浮体替代芦苇团作漂浮种植的载体同样不成问题。此外,牢固的抗水材料在当前的科学技术水平上也不是难题。只需在退耕还湖的过程中预先埋下防水材料制成的桩或柱,用以固定水面漂浮种植的载体,也不存在任何技术难点。这样一来,不仅洞庭湖水域的利用来了个花样翻新,眼睛只盯住浅水稻田的汉文化传统思路也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邵族人的漂浮种植也会在这里推上现代化水平。我们坚信沿着文化要素嫁接这一思路走下去,围绕退耕还湖的各种纷争都能得到次第化解。另一个可供嫁接的文化要素来自于西欧的荷兰。荷兰人从传统的围海造田而今过渡到了在海上建设现代化的漂浮都会荷兰是一个低海拔的国家,现有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都低于海平面以下。这些国土全是靠堤防从海底掏出来的,他们的这种作法和我们在洞庭湖区的围湖造田真可说是别无二致。荷兰人早期的围海造田和我们一样是围来种植传统作物和饲养传统牲畜,一般是用来种植小麦和喂养奶牛。随着围海作业向深海挺进,形成的低洼土地脱盐越来越困难,所需排水动力越来越大,种植传统农作物和饲养传统牲畜的成本随之提高,而单位面积的产量随之下降。在这样的挑战面前,荷兰人果断地抛弃了传统产业,在文化重构的推动下改业种植花卉,从而发展成为世界最大的花卉出口国。和我国洞庭湖区的低洼稻田相比,我们所差的仅在于没有及时地诱导文化重构,而是对低洼田作修修补补的整治。明白了这一点后,我们的思路自然随之开阔。即使不按漂浮法发展种植业同样可以改业种植沉水类的作物。只要找到此类有经济价值的作物,我们就能象荷兰人那样因改业而获得新的发展机遇。考虑到围海造田终究有一个限度,加上现代材料科学的突飞猛进发展,跨世纪之交时他们停止了围海造田,而是使用新型轻体材料规模性生产可以拆装的漂浮性建筑,这样的建筑可以在近海拼装成大型集镇、街区、购物商场、住宅、公共场所,一应俱全。更妙的是这样的漂浮集镇还可以用驳船拖着在近海游弋,这种作法简直是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笔下的“机器岛”。若论我国当前的技术水准,完全有能力在退耕还湖的湖面上建构这样的漂浮集镇,不管是供居民定居,还是作旅游宾馆,甚至建工厂都无不可。只要思路一变,退耕还湖居民就地水面安置完全可以做到。当然,从陆上移到了水上,生活方式不得不作相应的改变。换句话说,除了技术条件外,同时还得积极诱导文化重构,使当事人从观念到习俗,从技术到生产作业都来个系统性的改组,这样才能真正地配合好退耕还湖的全面落实。退耕还湖不仅要构成大片的新水域,还会造就连片的长年湿地和季节性湿地。这样的退耕还湖地带同样无法简单延续浅水稻田农作,若不凭借异民族资源利用方式实施文化要素嫁接,这样的地段同样无法落实退耕还湖。我国百越族系的滨水民族,如侗族、布依族、壮族、傣族等,此外还有属于氐羌族系的土家族都沿袭居住古老的干栏式住房,这种住房的原生形态正好是长年湖沼环境模塑出来的居处习俗。干栏式住房以其高架而无墙壁的底层和附设宽阔游廊的楼式住屋为其特点,高架无壁的底层水淹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居民可以凭借船只出入,水退后可以凭梯上下,乃是滨湖湿地上具有防洪功能又适应湿热环境的理想住房模式。若将这样的住房模式引进到退耕还湖后形成的浅水地带,完全可以解决建构固定村寨与退耕还湖的矛盾,不搬迁村寨即可完成退耕还湖,想必浅水区居民绝不至于想不通,也可免除要高地居民划拨土地另建新村的困扰,同时还根绝了日后发生磨擦的隐患。当然,要兑现退耕还湖不离原住地,也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按照这一模式退耕还湖,意味着当地居民得改变传统生活方式,或者说他们得来一个文化重构,进出得以船代步,笨重的家具得改成轻便的家具,原先在陆地上操作的活计得改在住房附设的游廊上操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为了真正地完成文化重构,他们得向那些少数民族学习,得放弃自己汉文化本位偏见,思想斗争是少不了的,但这也是值得的。因为他们从此以后可以摆脱洪水季节不敢在家安睡的困扰,同时也免除了为抗洪出力、破财、误时的精神和体力负担。实施居住习俗嫁接同样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与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在借入文化要素的同时,大胆创新。举例说,不再需要延续上述少数民族长期沿袭的木架构房,完全可以用退耕还湖时预埋的抗水混泥土杆作新式“干栏”住房的底层支架,地板与墙体也可以采用轻体塑料构件拼装,以便在高水位时可以随水浮起,使居民生活不受洪水干扰。甚至还可以在各住房之间用轻体浮桥连接起来,形成有街道连接的集镇。总之,有现代科技作支撑,有异民族的适用传统为借鉴,退耕还湖居民就地安置完全可以办到。对浅水区的资源利用同样可以通过异种文化要素嫁接而得到圆满解决。长年湿地水面种植芦苇、莲藕一类水生植物,洞庭湖区的汉族居民并不陌生。但在世界范围内,浅水农作物品种还多得很,如在孟加拉民族中种植的深水型水稻就值得引进,这种水稻可以随着洪水的上涨而迅速拔节,露出水面,并在水面结实,即使洪水不退,照样可以划船收割水稻。引进这样的稻种再配合新型的干栏式住屋,完全可以确保浅水区居民退耕还湖而经济利益不受任何损失。关于这种漂浮性水稻在东南亚、南亚各滨水民族中早有种植传统。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对此早有记载。[6]而今,这种特殊水稻品系的种植已经遍及南亚、东南亚的滨水各民族中,成为这些民族的主导产品。我们只需要调整农业科研取向,以该品系的水稻为亲本,利用现代基因育种技术,培育出适应洞庭湖区种植的浮稻已经不是当代的育种难题了。因而实施浮生水稻种植嫁接不存在技术难题,关键在于必须实施文化的诱导重构,以便吸纳新嫁接的文化要素。对季节性湿地,洞庭湖与鄱阳湖本来就有丰富的适应性牧草资源,这就是两大淡水湖已有的苔草群落。苔草是一种优质牧草,洪水来临前可以茂盛生长,形成牧场。洪水来临时,可以进入休眠状态,成为鱼虾的觅食、繁殖场所,深秋水退后又会再度生长,形成牧场,供畜牧使用。[7]由于苔草形成的是季节性牧场,而且牧场启用的时间受水情波动制约,利用这样的牧草资源组建大型牧场并不合算,解决的办法仍然得从我国的少数民族中找借鉴。我国西南部的彝族、苗族和纳西族生息在高原台地和深山河谷交错的地带,他们的生产传统是一种农田与牧地季节休闲互换的游动耕牧方式。[8]夏天上山在高原台地上放牧,冬季来临前在牧场上种完越冬作物后,将牲畜赶到河谷放牧,直到春暖又将牲畜逐渐地驱赶上山,同时在冬牧地种上大季作物,到越冬作物成熟时先抢收小麦,收割完毕后再开放作牧场。同样的道理,河谷地带的冬牧场也需收割完大季后才开放为冬牧场。有关这一耕作制度的优越性和在退耕还林还草、维护生态环境中的价值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传统经营方式最能有效地利用季节湿地上的苔草资源,是一种值得借鉴和引用的资源利用方式。长年湿地和季节湿地的充分开发利用,同样得依仗现代科学技术支撑,因为我们绝不能把发展浅水农业和水产业以及利用季节性湿地作牧场的视野完全停留在我们熟知的农、牧、渔传统产业上。事实上,退耕还湖后的洞庭湖不仅生物群落种类多,物种构成多,可利用的对象也会随之而多样化。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在滨水环境驯化培养出来的各种农牧渔品种都值得引进,而这样的引进离开了现代科学的支撑同样是做不到的,只有在科学技术直接渗入新品种的引进和驯化后,才能实现退耕还湖后的洞庭湖不断能有新产品问世。只有作到这一步,湖区居民才能最终地消除汉文化惯性延续的困扰,真正在退耕还湖的过程中完成文化重构,在不断地创新中实现自身的价值。只有这样,退耕还湖政策才算得上真正地稳定下来,绝不至于再走向回头路。退耕还湖绝不是目的而仅是手段,是为了求得更大发展的环境适应手段。因而,我们最后还得讨论退耕还湖后的发展问题,讨论这一问题,当代民族学倡导各民族发展途径多元化思想很有借鉴价值。因为退耕还湖后形成的是一种与退耕还湖前不一样的生存环境,要走的发展道路肯定不能沿袭以往的想法和作法,而必须另僻蹊径,这就需要配合退耕还湖作好如下三方面的调整。其一,是要调整科学研究取向。过去所执行的低洼稻田改造、各种防洪减灾对策、各种拯救水产资源的技术对策随着退耕还湖的完成都将变得无用武之地。同时,随着文化重构的实现,一系列新的课题必将推到科研人员的面前。举例说,漂浮耕作得培育新的高产稳产品种,得形成耕作、收获、储存操作规范,还得有新的病虫害防治办法。进而还需要有农业产品的深加工办法,如此等等都得展开系统研究,而且研究的取向与过去也将完全不同。举例说,陆地种植的稻田除草和翻犁都需要强劳力投入,改为漂浮种植后,用犁翻地也就成了历史陈迹,除草也因为杂草一旦离开了浮体就不能存活而变得非常简单,但施肥却大不一样。往田里施肥,任何一个普通农民都会娴熟操作,但实行漂浮农业如何施肥却要等专家去研究。对住房的建筑施工同样得开展新一轮的科研活动,因为不管是构建漂浮住房还是新型“干栏”式住屋,打地基已经失去了意义。但如何在湖泊中锚定,都要大费周折,不展开系统研究肯定做不到。此外,清洁饮用水的补给也会成为新问题,因为一旦住进了漂浮式住房或“干栏”式住房,陆上井泉就无法提供饮用水了,自来水管道也无法架设。若无在就地取湖水净化上展开研究,饮用水补给同样会制约水上集镇生活的现代化。总而言之,改变研究取向,展开新一轮的科研实属必不可少。其二,管理体制也得重新建构。以文化重构方式完成退耕还湖意味着湖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将发生系统性转型,其影响之深远,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举例说,土地的承包经营就会随之而带来若干管理上的麻烦;城镇漂浮后,户籍如何管理必然成为从未曾遇到过的新问题;众多的水上种植、水产捕捞、特种养殖业如何确认权责关系也将遇到一系列新问题。若管理跟不上同样会制约湖区经济发展,也难于维护社会安定。其三,市场接轨需要出台配套政策。在我国实现体制转型的背景下,要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客观事实,对退耕还湖居民的新生存方式同样得协助解决市场接轨问题,最突出的是资源价值市场化问题。上文已经讨论过退耕还湖的目标之一是为我国经济发展储护更多的淡水资源。为了做到这一点,湖区居民让出了已有的家园作出了牺牲,理当享受报偿。然而在我国的资源利用法规中,对淡水资源的启用还没有市场价格,因而报偿就无从兑现。为此,加紧相关立法刻不容缓。再如,土地占用使用税费目前已有相应的市场计价标准,但水面的占用和使用却是空白。为了管好退耕还湖后湖面的使用和占用,同样得确立能纳入市场渠道的条规。只要上述三个方面得到合理解决,我们坚信凭借文化重构这一手段,必然为洞庭湖区提供新一轮的发展机遇,构建起一套适应水上环境、兼备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模式,迎来洞庭湖区的新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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