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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

减小字体 增大字体 作者:罗康隆,杨庭硕  来源:本站整理  发布时间:2011-09-22 08:55:07
                     中国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特殊价值分析
罗康隆,杨庭硕
(吉首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吉首416000)
摘要:农业遗产必然是适应于特定自然与生态系统,经历过超长时段积淀的产物,而不同国家和民族所处
的自然与生态系统都具有很强的稳态延续能力,其演化、变迁的速度极为缓慢,变幅也不会太大。这就使得不管是哪种农业遗产,无一不具有古今通用,甚至可以沿用至未来的禀赋,因而各民族的农业遗产即使处在快速巨变的今天,其应用价值依然有效。对农业遗产而言,关键是发掘、传承、利用和推广,并立足于其固有的自然与生态适应禀赋去有选择的推动与现代科学技术的接轨,使之能服务于当代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维护,增进人类的身心健康。这就使得农业遗产与其它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迥然不同,光实施保护还远远不够,推动农业遗产实现其特殊价值更有意义。
关键词:农业遗产;非物质文化;特殊价值;中国
1引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经成为潮流的今天,重新审视农业遗产的价值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我国各民族农业遗产,它与其它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其特殊性在于,它是以所处的自然与生态
系统为适应和加工对象,结合了我国特定的自然-社会-经济条件[1],并逐步健全和完善起来的知识和技术体系。其功能体现为既能支持社会经济的高效产出,又能维护好所处的自然与生态系统,确保相关国家和民族社会的可持续运行。这显然与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迥然不同。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功用大多是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但由于社会结构的可变性大,变迁的速度也较快,因而其他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一定都能适应于当代社会,但对农业遗产而言则不然,因为它具有协调当今人类社会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禀赋[2]。因此,对农业遗产而言,关键是推动其发挥应用价值,获得传承和创新的机遇。对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离开了有效地保护,就难以为济了。可见,我国的各民族农业遗产在当代的特殊价值既可以从农业遗产具有的长效性得到体现,也可以从它具有的生态维护禀赋而得到说明。
2农业遗产的长效性各民族农业遗产在当代仍然不失其应用价值这既导源于农业遗产自身的特点,也与农业遗产主要体现为知识、智慧、技术、技能的组合有直接关联。为了便于揭示农业遗产在当代社会中的特殊价值,这里仅就农业遗产适应对象的可延续潜力农业遗产应用范围的“可位移性”,以及农业遗产自身的“可嫁接组装性”去揭示农业遗产超长期有效的根源。
2.1农业遗产所适应的生态系统可以超长期稳态延续
一般而言,不管是哪个民族的农业遗产,都有一整套自我完整的制度与技术体制,它不仅包括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凭借经验积累起来的本土知识和智慧,以及与之相匹配的技术和技能,而且在该民族文化中还必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也必须获得伦理道德的认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制度保障可能还需要不断地调整,伦理道德认同也可能需要不断地强化,当然也需要做必不可少的微调,但不管民族社会规范发生什么样的变迁,这套体制所必须适应与加工的自然与生态系统却会表现得极为稳定。致使一项农业遗产一旦定型,其有效性就不会因为时代的推移而轻易失效。只要它所适应的范围不超出原生地的自然与生态环境,那么它都可以长期传承下去,而且一直能发挥重大的经济和生态维护价值。生态人类学研究表明,民族文化所处的生存环境存在着层次上的区分。无机自然环境稳定性最强,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次之,稳定性最差的是社会背景[3]。由于农业遗产适应和加工的对象是自然与生态系统,因此农业遗产的长效性肯定比其它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强得多,而且其应用价值要大得多。只要它所适应的那个自然与生态系统还基本完整,相应的农业遗产就具有无穷的生命力。生息在我国南方沅江流域的侗族居民具有高
超的营林和山林管护的技术和技能,他们围绕杉木营建的知识、技术和技能至少沿用了六百余年[4]。实地调查表明,这一地区的自然与生态背景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这套营林技术如今仍然能为当地的侗族居民创造巨大的社会经济财富,还能发挥维护沅江流域生态安全的作用。时下,这一整套农业遗产的传承受阻,其原因不是他们的本土知识、技术和技能失去了应用价值,而是因为早年产出的杉树原木主要是运往汉族地区作建筑材料[5],而今原木建材市场销量日趋萎缩,加之近年来又推行了“退耕还林”政策,不允许侗族乡民自行砍伐、更新人工林,这才使得他们的此项农业遗产的应用规模越来越小。能熟练掌握这一农业遗产个人也越来越少,很多侗族乡民不得不放弃了这项农业遗产,进程打工谋生。然而,从1997到2007年间,中国纸浆进口增长了4倍以上,从150万t增至850万t[6]。大规模的纸浆进口很快引起了世界的反应。外国舆论忧虑中国的大规模纸张进口会对世界很多地方的原生生态系统造成
威胁。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免要问,为何杉树不能充当造纸原料?而偏偏要从外国进口纸浆,或者购进原木做造纸原料。即使杉木不适合做造纸原料使用,这套农业遗产同样可以生产适合造纸的木材。以此为依据,对侗族的这项农业遗产显然不存在需要保护问题,而是如何引导它转型的问题。目的是让它重新适应于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发展的紧迫需要,用于大量产出适合造纸的木材以便压低对国外原木进口的依赖。这既能为世界的生态维护负起责任来,同时又缓解了国外舆论的压力。这在我国各民族农业遗产保护中决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类似的农业遗产还很多,因为长效性正好是各民族农业遗产的本质特征。
2.2“移位”能使农业遗产新生
我国生态系统的类型很多,千姿百态的生态系统又各有相关的民族农业遗产与之相对应,因而我国的农业遗产也千姿百态。生态系统的蜕变无非是从一种生态系统变成了另一种生态系统,但无论怎样变,在我国各民族的农业遗产宝库中,肯定可以找到能用好、管好蜕变后生态系统的那种农业遗产。在实际操作中,只需要凭借信息的沟通和精准的研究,将已有的农业遗产移位到它最能够适应的生态环境中去,即使原生地的生态系统发生了蜕变,该种农业遗产同样可以在异地获得新生。“架田”是我国长江下游汉族农民建构起来的水上农业技术体制。它是靠漂浮材料做载体,然后把淤泥浇到漂浮的载体上,使之成为漂浮于水面的耕作带,然后在上面种植各种农作物。不管是水稻,还是蔬菜,都可以按照这一技术进行种植。不仅产量高,还能旱涝保收,而且能够将原先无法利用的固定水域转化为农田使用[7]。在国内外的少数民族中,类似的农业遗产有很多。比如台湾高山族的“曹人”在日月潭中,就拥有类似的技术体制[8]。中美洲阿兹特克人的“奇南帕”的技术特点和效用也与“架田”相同[9]。中国古代汉族农民发明这一体制的目的,原是为了逃避税赋的盘剥。而今,我国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架田”种植的早期社会功用,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它的生态适应价值和高效产出价值却没有消失。只要能为它找到既符合政
策要求,又符合国计民生的用武之地,这项农业遗产即使不做特意保护,也可以发扬光大。举例说,淡水湖水质的“富营养化”污染一直是久治不愈的环境灾变,巢湖和太湖水质污染治理迄今仍无计可施[10]。与此同时,我国又在黄河中上游建成了众多的大型水库。这些水库所在地区的年均蒸发量都大2900mm,个别区段的年均蒸发量甚至超过3500mm。这样一来,在这一地区所修的水库,每1�的库区水面即使在未经利用的前提下,其无效蒸发所造成的水资源损失就高达(3~3.5)t/(m2·年),可见,这些水库对水资源的浪费是一个惊人的天文数字。这显然与修水库储养水资源的初衷背道而驰,但水利部门却无计可施。如果能借助现代浮体材料,启用“架田”这一多民族共有的农业遗产,上述各种水资源困境都可以迎刃而解。只需要把巢湖、太湖上的“架田”农产品移出湖区,湖水中的富营养物质就可以逐年递降,水体维护和社会经济效益就可以做到双赢。在黄河中上游水库的水面上,若能用同样的手段设置“架田”,那么既能规避阳光对水面的直射,从而达到抑制蒸发的目的。同时,它还能抑制强风将水面上的饱和水蒸气带走,那么这些水库的年均蒸发量就会明显下降,整个黄河流域日趋缺水的困境就可望得到缓解。不仅如此,这一对策还能为我们产出优质的绿色农产品,并使库区移民安置更其简便易行。总而言之,只需要一念之转,认真发掘和利用各民族农业遗产,借助高效的现代信息服务,为特定的农业遗产找准当代的应用对象,将农业遗产的应用范围在空间上稍加位移,那么,不仅农业遗产获得新生,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生态维护都可以一并受益。
2.3“嫁接与组装”可以使农业遗产升级换代不管出自哪个民族的农业遗产,其成功的背后也可能存在某种缺陷。这样的缺陷如果不进行多元的农业遗产横向对比,就往往隐而不显,补救也就无从谈起。但是在现代信息社会的背景下,对不同的农业遗产做精细的横向对比已经不是一件难事,而对比的结果肯定可以找到已有农业遗产之间,相互“嫁接”和“组装”的可能。只要掌握好“嫁接”和“组装”的手段,就不难提升各民族农业遗产的当代价值,还可以发现和建构符合现代要求的创新型农、林、牧体制。我国宁夏、甘肃两地流行的“砂田”种植技术有着悠久的历史[11],目前还有汉族、东乡族、回族、撒拉族等居民在继续传承和应用。20世纪中后期这一技术曾经备受青睐,甘肃省政府还曾经出资奖励推广过沙田铺设。但到了20世纪末,随着“提黄工程”的大规模上马,不少研究者反诘说,“砂田”种植无异于是“人造沙漠”。“砂田”种植会导致热辐射的猛增,给本已干旱的黄河台地造成更大的环境负荷,因而力主废弃“砂田”,全面推广“提黄”灌溉。直到黄河下游闹“水荒”时,还不知反省。其实即令对“砂田”的上述指控全部属实,要规避这些负作用,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只需要通过“嫁接和组装”,从其他民族的农业遗产移植一些能抑制热辐射的知识与技术,“砂田”种植就可以实现生气换代、更其完美。我国贵州省麻山地区,生息着苗族、布依族、仡佬族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的一项优秀农业遗产就是将藤蔓类、直立类和丛生类植物,甚至是高大的乔木实施复合种植。种植的区位都是那些基岩中天然形成的岩缝,这些岩缝中都隐藏着少量的土壤,藤蔓类作物一旦成活就会沿着裸露的基岩迅速地蔓延,将这些岩石遮盖起来,使它们不会暴露在强烈的日照下,从而能够实现对整个地表的降温。就所在地区而言,这正是治理石漠化灾变的有效手段[12]。凭借这样的农业遗产,即使地表已经高度石漠化,这些民族的居民还能正常地生产和生活。只要把此项农业遗产“嫁接”到“砂田”种植中,让建构起的砂田不再单种玉米、高粱一类的直立作物,而是间种和主种藤蔓类和匍匐类的粮食作物和油料作物,那么上述指控也就随之而化为乌有。上述两项农业遗产都可以同时获得新生。事实上,我们在宁夏中卫县喊叫水乡看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当地的回族乡民,凭借“砂田”能种出优质的西瓜,行销全国各地,耸人听闻的热辐射却没有泛滥
成灾。可见,只要我们稍微改变一下思路,多关注一点农业遗产之间的“嫁接”和“组装”,对农业遗产
的各种责难都会不攻自破。农业遗产的当代应用价值最终都可望获得举国上下的一致认同。
3农业遗产的生态建设价值
由于农业遗产定型于“前工业时代”,因而每个民族在建构自己的农业遗产时,一般都不可能仰仗来自外民族的支持和制度保障,去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他们都得倚仗本民族文化的正常运行,去面对各式各样的自然与生态挑战,这与工业文化下的“集约农牧业”截然不同。工业文化可以仰仗市场运行、技术装备的转让、跨文化社会组织的救助等,去应对各式各样的自然挑战。而传统的农业遗产只能把生态维护作为首要的追求目标,因而只要称得上是农业遗产,就不仅能满足“低碳经济”的各项要求,而且其传承不必依赖化石能源的补给,就能发挥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可以说,各民族农业遗产的生态建设价值几乎是它们与生俱来的禀赋。在当代传承与应用好各民族农业遗产,本身就是生态建设的可靠手段,客观上就可以收到当代生态建设的成效。我国不同类型、不同样式的农业遗产对生态系统的维护从表面上看千差万别,涉及到的知识、智慧和技术技能不胜枚举。若要逐一理顺其间的结构关系,解读其生态维护的机制,这将是中国农史研究中一项跨世纪的大工程。但若就生态建设的紧迫需要而言,农业遗产的生态建设价值却不外乎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能规避所处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其二是能抵御自然与生态环境中客观存在的风险;其三是在一定限度内,可以补救所处自然环境中的资源缺环。以下仅就这三大价值分别举例说明。
3.1规避生态脆弱环节
不管哪种类型,哪种样式的生态系统,都是由有序组织的生态要素构成,而全部的结构要素中总有少数几种要素其自我稳定效能较差,人类凭借社会活动汇集起来的力量就能轻易地使之改性,并牵连性的导致其它结构要素的变迁,甚至使众多的结构要素一并丧失其生存能力,导致整个生态系统的总崩溃,这样的特殊结构要素可以称为该生态系统在特定文化干预下的生态脆弱环节[13]。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各民族农业遗产必须承担维护生态安全和民族成员生存的双重重担,因而每个民族都会很自然地通过世代的经验积累和教训的总结,去不断地调整和丰富自己的农业遗产,提高对所处自然与生态环境的适应能力。目的是巧妙地规避所处自然与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以此确保生态安全和本民族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内陆半干旱地区的黄土高原台地,其原生生态系统为疏树草原。这样的地带降雨量少,而且极不均衡,春夏几乎年年都要碰到干旱,树木和草原的返青都得靠土壤中前一年储存下来的水资源,而土壤对水资源的截留与储养能力又取决于地表植物残株数量的多少和地表风化壳的完好程度。残株量大,草原风化壳较厚,而且未出现破损,草原就能充满生机。风化壳的完好和地表残株的密集不仅可以支持高效的游牧经济,必要时也可以支持旱地农耕的增产。但如果套用湿润地带的农耕技术,把地表残株全部清除,把风化壳彻底翻动,那么草原生态系统就会随即崩溃,蜕变为“荒漠草原”。在这样的情况下,掀翻草原风化壳的农耕方式,显然不适用于当地的疏树草原环境,因为这样的耕作模式必然要冲击疏树草原生态系统的脆弱环节。而草原民族的农业遗产恰好具有规避当地生态相系统脆弱环节的功能。蒙古族牧民实施的“五畜”并存畜牧业生计14]和古代汉族建构起来的“代田法”耕作[15]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农业遗产。今天要对鄂尔多斯草原实施生态恢复,上述两项农业遗产依然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生态恢复的需要,有序
发掘和利用上述两项农业遗产,即使不追加其他形式的技术和手段,也不必增加生态建设的资金,通过一段时间的农牧业协调运行,就能使沙地逐步缩小,疏树草地随之扩大,从而收到生态建设的成效。
3.2抵御自然与生态风险
任何一种生态系统都会遭逢各种无机环境变数的胁迫与挑战,也必然要面对生态系统之间有机变数的挑战。如果应对失利,就会导致相关生态系统的改性,同时还会给利用该生态系统的民族造成惨重的损失。对生态系统而言,风险就像影子一样,永远也甩不掉;但对于依赖该生态系统为生的民族而言,生态系统所遭逢的风险,同时也是该民族自身的生存风险,因而任何一个民族建构起来的农业遗产,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包容进风险抵御功能。只需证明这样的农业遗产得到顺利地传承和利用,那么该种农业遗产就必然拥有能够抵御自然与生态风险的功能。在原生状态下,我国南方的湿地生态系统内会有上百种植物和上千种动物,以及无法统计的微生物[16]。这样的生态系统一旦开辟成稻田后,物种的单一化自然成了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由此而建构起来的稻田生态系统,对相关民族而言,意义至关重要;但对当地生态系统自身的稳定而言,却是贻害无穷。因为这种单一种植的水稻很难规避和抵御微生物的攻击,稻瘟病的肆虐正因此而来。可是在我国云南东南部的各少数民族中,却早就建构起了一整套优秀的农业遗产。其精髓是将不同品种的稻谷分行种植,利用不同品种抗病能力的差异去控制稻瘟病的蔓延,防治效果可高达83%~98%[17],减少因稻瘟病引起的产量损失,还可减少施用农药1~2次,降低生产成本,减轻农药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提高经济效益。这一农业遗产经农学家发展和创新后,而今已经成了南方普遍推行的水稻
种植规范。有意识地提高农田中生物物种的多样化水平,坚持“仿生式”的耕作理念,才能做到用最小的代价免遭微生物的攻击。上述成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人地和谐理念,它们足以证明即使在人为建构的农田中,同样可以通过有意识的提高生物多样性水平就可以收到抗拒自然与生态风险的显著成效。中国众多百越民族坚持的“稻鱼鸭”共生模式也是具有同等抗风险价值的仿生种植模式。
3.3补救资源上的结构缺环
不管什么样的生态系统,其物质与能量结构都会表现出某些要素的缺失,或过分富聚。如:缺水、土温偏低、土地盐碱化、日照偏低等。但任何生态系统一旦实现了稳态延续,都能凭借物种的多样性和不同生物物种的群聚优势,在一定限度内缓解,甚至彻底消除这样的资源缺环。各民族建构的农业遗产出于维护所处生态系统安全的考虑,都会趋向于采用“仿生式”耕作,以便凭借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替人类弥补资源上的结构缺环。因而对农业遗产而言,虽然永远不可能找到绝对理想的运行环境,但却可以凭借该种农业遗产所包容的知识和技术技能,去有效地弥补资源结构上的缺环,这也是当前我国生态建设中可资利用的农业遗产。
       我国四川西部的高海拔地区,其原生生态系统属于寒漠草甸。生活在这一区域内的彝族和藏族同胞一直延续着农牧兼营的“仿生式”生计。下面仅以他们的圆根种植为例,揭示该农耕体制资源结构缺环的补救功能。圆根是彝族的饲料兼粮食作物,属十字花科,是一种越冬作物。彝族乡民种植圆根,既不挖翻土
地,也不开穴点种。具体的操作程序是,先在牧场上用竹篱笆围一个临时性羊圈,夜间则将羊群关在临时羊圈内。一般需要连续关羊一个星期,务使地表留下一寸厚均匀分布的羊粪,然后再选其他合适地方羊。到了深秋,羊群下山后,关过羊的土地就很自然地成了圆根的种植带。彝族乡民只需要将羊粪与表土稍加混合后,就可以直接播种圆根的种子。也就是说,圆根的种子几乎是直接播种在羊粪堆上。
这样的羊粪堆对圆根的生长和丰收具有四重价值:肥料价值、保暖价值、控制杂草价值、防范兽害和鸟害的价值。其中保暖价值则是针对当地的资源缺环而做出的成功适应。因为当地海拔太高,地下都存在着永久冻土层,圆根偏巧又是越冬作物,地下一旦结冰,圆根就无法吸收水分,也就无法长大。但有了这一层羊粪后,地表就会在阳光下解冻,并确保在夜间不会结冰,维持了圆根根系生长带的土温稳定,圆根也才能成活,并获得丰收。当地土温偏低这一资源结构上的缺环,如果没有这层羊粪的绝热和降解释热作用,圆根在如此高的海拔区就根本无法种植。
4农业遗产应用价值的实现
我国各民族地农业遗产丰富而多彩,但传承和延续受阻是当前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并以此而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围绕农业遗产保护对策的争论也应运而生。诚如上文讨论的那样,农业遗产的价值无可替代,不仅在今天如此,在未来也将如此。这就意味着,保护农业遗产与保护其它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当等量齐观。保护农业遗产的目的是尽快付诸直接应用,以抵消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负作用。这将直接影响到保护对策也必须改弦另张,必须立足于当前人类社会最紧迫的公众领域难题,为农业遗产赢得一个彰显其价值的空间和机遇。这就需要我们具体审视各种农业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传承受阻的独特过程,找准其传承受阻的关键制约因素,那么,推动农业遗产复兴的生存空间也就豁然开朗了。这里仅就我国南方各少数民族油茶种植萎缩为例略加分析。以油茶林的抚育为基础建构起来的食用茶油产业,是我国南方布依族、壮族、苗族等民族有代表性的农业遗产[19]。这项食用油产业的价值任何人都不会质疑,但相关的农业遗产在今天却急剧萎缩,并因此而诱发了大量的生态负作用。油茶萎缩的经历其实并不复杂,它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以来油菜籽的大规模推广有关。这就需要追问为什么产品质量高,生态维护价值大的油茶生产反而让位于品质难以保证的油菜籽种植?其间的关键因素仅在于,油茶的生长带相对狭窄,而油菜的可推广范围要大上十几倍。加之当时我们国家的决策是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而油茶种植很难纳入统一的供销管理规范,会成为资本主义经营抬头的温床。因而,在全国性的食用油短缺的情况下,政策就不得不“抑”油茶而“尊”油菜。这一决策本身并没有错,事实上,油菜的生产也是一项需要传承的农业遗产。其失误仅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用油的极度匮乏一旦得到缓解后,理应及时调整相关的政策,重新达成食用油种植的新平衡。21世纪初,随着生态维护紧迫性的一再升级,以及对食用油品质渴求地不断升温,最终使得我国自然而然的进入了需要对政策作出相应调整的关键时期。仅仅因为我们的科研及行政管理和农业经营相互脱节,这才导致政策调整不及时,贻误了油茶发展的机遇。近半个世纪以前,我国的油茶产量与西方的橄榄油产量差不多持平,而今世界橄榄油产量稳步上升,从125万t增加到了300万t,仅欧洲的橄榄油产量已超过200万t,占到世界总产量的67%[20]。然而,就在相同时期内,我国油茶产量却反而从30万t萎缩到了27万t左右[21]。既然油茶产业发展受阻的原因是政策调整不及时,那么只需推动政策调整,障碍因素也就可以迎刃而解。其可资借鉴的教训至少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农业遗产本身结构极其复杂,运行所需要的社会背景也极其复杂,因而农业遗产的传承受阻并不是所有因素都成问题,往往是一两项因素卡住了瓶颈。在社会背景改变后,及时排除这一两项因素并不是难事。
其二,农业遗产既然具有无可挑剔的长效性,同时又具有生态维护功效,从终极意义上说,关注农业遗产几乎是出自每个人的本能。但制约农业遗产传承的社会因素还是会不断地冒出来,原因全在于政策的配合没有做到与时俱进,决策、科研、产业调整都有不同程度的脱节。在信息化的今天,只要稍加关注,发现问题并不困难,难就难在如何使人们都树立起关注农业遗产的理念。这也是本文写作的意图所在。
其三,个人与个人之间利益取向的多样化,是农业遗产传承的大敌。也就是说,即令是那些靠贩卖集约农产品获利的人,其行为取向也具有矛盾性,个人的利益追求与健康追求在他们的身上也处于相互对立状态。他们自己也渴望获得农业遗产形成的“绿色产品”,然而地球生命体系的安全又是有人的依赖,足以影响每一个人的生活质量,生态安全终究会为农业遗产复兴腾出存活的空间来。抓紧这样的机遇,就会有力地支持农业遗产的复兴。农业遗产在当代社会的特殊价值,涉及到人类社会发展和延续的根基,简单的列举事实显然不足以澄清如此复杂而重大的问题。然而,任何事情都得有一个开端,都得一点一滴地去做,都得经历一个漫长的积累过程。农业遗产的传承与保护也是如此,决不能性急,决不会一蹴而就。正是立足于这一理解,笔者才有勇气将个人并不成熟的见解披露出来,聊充引玉之砖。农业遗产的传承,乃至复兴既然关系到每一个人,其最后归宿也应当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意愿,只不过个人的参与和具体的
过程都不可或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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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pecial Value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Groups in China
LUO Kanglong,YANG Tingshu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Jishou University,Jishou 416000,China)
Abstract: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adapted to specific natur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and these
systems are generally stable and sustainable in all countries and ethnic groups.Consequently,each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uld be useful not onl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but also in the future.
Eve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nowadays,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ethnic groups still has the
special value.Because agriculture heritage ended in the front industrial age,no ethnic group could
fulfill the survival needs by the support and system guarantee of other nations.They have to
depend on the normal operation of national culture to face all kinds of natural and ecological
challenges.This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ntensive farming under the industrial culture.The
industrial culture could cope with a variety of natural challenges posed by market operation,th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s,the cross-cultural social aid,and so on.But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uld only treat ecological maintenance as the primary goal,so that agricultural heritage
could not only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ow carbon economy,but also bring social economic and
ecological benefits without the supply of fossil energy.The inheritance and applica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are the reliable mean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of
all Chinese ethnic groups has applications in society,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knowledge,
wisdom,technology,and skills.This feature displays in the sustainable capacity of the objects
which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adapt to,as well as the shifting of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and the
grafting of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tself.The special value of th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ecological value consisting of three aspects.First,it could avoid the weak links among its
ecological systems.Second,it could reduce the potential of risks in natural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s.Third,it could remedy the missing links of resources in the environment.Therefore,
agricultural heritage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The inheritance and
evolution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are also a primary focus of the community,in which participation
of people and specific processes are indispensable.However,there are still some limitations
involved in the inheritance since social coordination does not seem to advance with time.It is
urgent for people to establish the awareness of agri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Key words:China;All ethnic groups;Agricultural heritage;Ecological value
                                            发表于资源科学 第33卷第6期  201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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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康隆,杨庭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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